英國文學、殖民與話語體系(張劍)

　　英國19世紀著名作家簡·奧斯汀在《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中描寫了一段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反映了一個寧愿獨身，也不愿卑躬屈膝地嫁入豪門的少女范妮的錚錚傲骨。然而在小說中，曼斯菲爾德莊園的主人貝特拉姆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他雖然露面不多，但是讀者能夠意識到他常常穿梭于英格蘭和加勒比海某個島國之間，在那里經營一個甘蔗種植園或咖啡種植園。他在英國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就是在那里發家致富后修建的。雖然這并不是小說情節的主線，但讀者能夠在主線背后看到一個更大的歷史場景：19世紀的英國上層社會不光有紳士和淑女，其生活也不僅僅是卿卿我我的愛情。這些英國紳士還可能在海外擁有龐大的殖民地，能夠每年為他們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曼斯菲爾德莊園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英國殖民歷史的縮影。

　　以上這種閱讀方法叫作“對位閱讀”，它是著名后殖民文化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提倡的閱讀方法，旨在揭露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合謀，即文學和文化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帝國主義事業的一部分，它們起到了宣傳、強化帝國主義的目的。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簡·愛》(Jane Eyre)中我們讀到一個類似的愛情故事，出身貧寒的家庭教師簡·愛以其勤勞、淳樸和真摯贏得了雇主羅切斯特的愛。然而羅切斯特是有婦之夫，在他莊園的閣樓中關著他患精神病的妻子。簡·愛在知情之后毅然離開了羅切斯特，同樣體現了一個下層女性的錚錚傲骨。然而，在這條主線背后，我們同樣看到了一更大的歷史背景：羅切斯特的妻子，這位被關在“閣樓上的瘋女人”就來自西印度群島，莊園也是在西印度群島賺錢后修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簡·愛》似乎在講述與《曼斯菲爾德莊園》相同的故事。

　　在19世紀英國小說中隱含的“殖民內容”激發了當代人的許多想象，好奇心驅使人們追問：羅切斯特是怎樣認識這位西印度群島妻子的？他在那里是怎樣發家致富的？這位妻子隨羅切斯特回到英國之后又是怎樣發瘋的？英國當代作家吉恩·里斯的小說《藻海無邊》(Wide Sargasso Sea 1966)就為好奇的人們提供了一些答案。這部小說以《簡·愛》的故事線索為出發點，想象了羅切斯特夫婦回英國之前的故事。它的主要人物與《簡·愛》一樣，實際上形成了一部《簡·愛》前傳。它的故事情節以英國人在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活動為背景，把人們的想象力引到了19世紀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和貿易活動。甘蔗、咖啡、棉花是這些貿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殖民地有廉價的勞動力和肥沃的土地，因此在海外的英國人多數都成了富商，其殖民活動形成了在海外賺錢、回英國置業的發家模式。

　　在20世紀的加勒比海裔英國作家中，這些歷史記憶仍然很鮮活。出生于英屬圭亞那的詩人大衛·達比丁(David Dabydeen， 1955-)不斷地在思考這段殖民歷史給加勒比海所留下的遺產。他的《奴隸之歌》(Slave Song 1984)描寫了加勒比海地區甘蔗農場的苦力，彌漫著揮之不去的殖民記憶：奴隸貿易、奴隸販運、種植園、黑人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等等。加勒比海有原始和古樸的地貌，覆蓋著濃密的森林，里邊也有危險的野獸。達比丁說，“我們生活在洶涌的大西洋和原始的亞馬遜森林之間的一個狹長地帶……粗獷的自然地貌往往引起敬畏，也引起巨大的恐懼感”，但是在這里沒有懸疑和鬼怪，而只有黑皮膚的人。如果英國殖民者把這些黑人視為懸疑和鬼怪，這是因為這些黑人“處于文明邊緣，在性習慣和語言上都對文明構成了威脅”。

　　達比丁的另一首詩《特納》(1993)既是對奴隸貿易和奴隸販運的重新書寫，又是對加勒比海裔英國人的現實命運的深入思考。詩歌的靈感來自英國畫家威廉·特納的一幅繪畫《奴隸船》：奴隸販子和船主常常將死亡和垂死的黑奴拋入大海，以要求保險公司賠償他們的運輸損失。當時的奴隸僅僅是商品，如果他們生病，那就會跌價，因此不如把他們拋進大海。特納的《奴隸船》抓住了這樣的一個場面，凝住了事件的一個瞬間。畫面展示一個黑奴被扔進了大海，饑餓的魚群蜂擁而至。達比丁的詩歌就以該黑奴為主人公，想象他一個半世紀之后的今天醒來了，發現自己仍漂浮在特納的大海上。他皮膚漂白了，性別也不確定。他渴望重生，但是卻無法擺脫過去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命運折射了一個半世紀以后的加勒比海裔英國黑人的命運。

　　但是，追逐經濟利益和政治霸權僅僅是殖民事業的一個部分，正如薩義德所說，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意義的合謀，武力征服往往伴隨著文化滲透。拿破侖在19世紀初期率領法國大軍打入了埃及，隨軍帶去了大批法國學者：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地理學家、民俗學家、生物學家、動物學家等等。法國軍隊從埃及帶回了大批文物：木乃伊、獅身人面像，以及其他財富，同時帶回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產品：那些學者共同編著了《上下埃及志》12卷。同樣，在1793年，當英國女王派特使馬嘎爾尼出使中國時，也帶來了大批的學者和畫家。他們記錄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中國各地的風土人情。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碰撞》(1989)一書中記錄了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前前后后，以及畫家W。亞歷山大的中國畫作。

　　書寫和被書寫、表現和被表現常常體現著一種權利關系。認知者可以通過視角的調整、細節的選擇達到對認知對象的操控，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話語權。如果認知者已經形成了一套話語體系，已經建立了一套評價標準，那么當他們把認知對象納入這個話語體系時，就可能會對認知對象產生誤解，甚至對他們形成歪曲。英國作家羅德亞德·吉卜林、約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喬治·奧威爾、薩默賽特·毛姆、多麗絲·萊辛等都曾經撰寫過在殖民地的生活經歷。他們對殖民地的態度各有不同，他們塑造的人物對殖民地的態度也千差萬別。福斯特小說《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的人物洛尼·希斯洛普是印度小城錢德拉波爾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了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他的態度很明確：“我們來這兒不是為了討好誰，而是為了統治印度”。

　　絕大多數英國作家對這種傲慢的姿態感到不安，甚至對其進行批判，福斯特對這個人物顯然是持否定的態度。然而他們的小說仍然無法逃脫他們時代的話語體系，即東方主義思維。著名后殖民批評家欽努阿·阿切貝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The Heart of Darkness)進行了仔細分析，認為表面上康拉德對殖民事業在非洲的掠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康拉德對非洲的再現沒有超越西方思維體系中最根本的二元對立模式：即歐洲代表了進步、文明和民主，而非洲代表了落后、野蠻和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的“解殖民”運動(decolonization)并沒有真正解決思想層面的歧視問題，也就是說殖民地的獨立并沒有根本改變西方在其話語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應該說，當代后殖民作家對殖民遺產的書寫主要是針對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并尋求對其進行顛覆。

　　詩人格雷斯·尼科爾斯(Grace Nichols，1950- )27歲時從英屬圭亞那來到英國，對于她來說，移民經驗首先是一種文化碰撞。移民就像一株熱帶植物被移植到溫帶，那艷陽高照的海灘變成了灰霾陰郁的天空。她的詩集《肥胖的黑女人的詩歌》(Fat Black Woman’s Poems 1984)毫無愧色地挑戰西方的女性觀和審美觀，把肥胖和黑皮膚當成一種自豪、一種自信。雖然在上街購物時她會遭到苗條的美女的恥笑，然而她堅持認為“美是一個肥胖的黑女人”。在《泡沫浴盆里肥胖黑女人大腦中飄過的思緒》中，她寫道，“臀部肥胖的天空/……/臀部肥胖的我，我多么想用腳/踩住人類學的頭顱/……/把肥皂塞進/瘦身產業/貪圖利潤的輪輻”。詩歌表現出對“以瘦為美”的西方觀念的反叛，對建立這種審美觀的人類學、歷史學，以及對從女性身上賺取利潤的瘦身產業表現出了應有的蔑視。

　　在殖民時期，書寫一般來自帝國作家，無論是奧斯汀、勃朗特，還是福斯特、康拉德，他們都是從帝國的視角來審視殖民地，形成了帝國的主體地位。在后殖民時期，殖民地作家逐漸發出了他們的聲音，從書寫對象變成了書寫主體。無論是薩義德、阿切貝，還是里斯、達比丁和尼科爾斯，他們都從某種程度重寫了殖民歷史，顛覆了帝國的價值觀，從而構成了對帝國話語體系的“逆寫”。 (張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