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與爛漫——對2014年隨筆寫作的一種觀察(朱航滿)

　　學者文章有錦繡綿密之妙，作家文章為天然爛漫之美。一般來說，學者撰寫謹嚴周密的論文，特別是現代學術體系建立以來，嚴格的學術規范使得多數學者的論文邏輯嚴密、論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壓抑了才情的發揮，但對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體自覺的學者來說，其或者有“另一套筆墨” ，也或者能夠使筆下流淌著才識俱佳的好篇章。

　　有才情的學者之文與有學識的作家之文，皆為我所愛。但在我看來，有才情的學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個則是文章之幸；而有學識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煉，多一個則是讀者之福。

　　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王元化先生曾提出“有思想的學問和有學問的思想” ，頗得學界的廣泛認同。然則，直到今天，學術界之缺乏思想以及思想界之缺乏學問依然令人嘆息。制造學術垃圾的八股文章以及缺乏學術積淀的胡言亂語，簡直是充斥眼球，也由此可見，能夠真正做到“有學問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問” ，可謂難矣�；蚋�由此談到當下的隨筆寫作，我便想借用王先生的這一句式，談談我心目中的隨筆，乃或是有才情的學者之文與有學識的作家之文。學者文章有錦繡綿密之妙，作家文章為天然爛漫之美。一般來說，學者撰寫謹嚴周密的論文，特別是現代學術體系建立以來，嚴格的學術規范使得多數學者的論文邏輯嚴密、論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壓抑了才情的發揮，但對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體自覺的學者來說，其或者有“另一套筆墨” ，也或者能夠使筆下流淌著才識俱佳的好篇章，諸如陳平原所倡導的“大學者寫小文章” ，也或者如錢鐘書所撰寫的學術論文，均是有真才情也有真學問的好文章，也是我所喜歡的隨筆佳構。

　　之所以鐘情有才情的學者之文，乃是能夠較為輕快地了解到研究者的心得體悟，并能從中嗅覺到一種酒香彌漫的氣味�？梢哉f，這樣的文章是論者的才情使然，同樣還是一種文體上的個性自覺。然則，有這樣文體自覺的學者少之又少，令人遺憾。反倒是一些老派學者，或者是承傳了老派學者遺風的當代學者，才能夠較為自覺地去擺弄自己筆下的文字，諸如我讀學者顧隨的《中國古典詩詞感發》 ，便能深刻地感受到先生對于中國詩詞的研究已經融化于胸的學問境界，故而能夠以點滴感發的形式漫談中國詩詞的美好與神采；再如我讀學者繆鉞的著作《詩詞散記》 ，也有類似的感受�？娿X以隨筆的形式來論說唐詩宋詞，看似傳統實則現代，他是以現代的思維談論古典，令人耳目一新，卻自有一種縝密與細膩。當代以來，諸如錢鐘書的《七綴集》 、李澤厚的《美的歷程》 、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 、田曉菲的《秋水堂論金瓶梅》 、馮象的《政法筆記》 、李潔非的《典型文壇》等等，是學術論著，但又何嘗不是頗具才情與識見的隨筆佳作呢。

　　我同樣還鐘情有學有識的作家之文。作家是敏銳的觀察者、感受者、發現者和記錄者，但同時還須成為有思考、有識見、有情懷的寫作者。提倡作家學者化，在我看來是不切合實際的，那樣或許會遏制作家的才情，甚至使得作家陷入到論證與考據的溝壑而進退不得，甚至是畏手畏腳，最終難以寫出令人滿意的篇章。學者與作家之間，本無強制性的個人分工，但絕對不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工作。但我贊同作家要多讀書，多思考，更多一些個人的見地、理性的思考與文化的底蘊，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耐讀，才有趣，也才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不至于那樣容易地一驚一乍或被炫目的表象所迷惑。但我們也不必要用學者的深度來要求作家，卻可以從作家筆下的觀察與思考中得到更多鮮活的感觸與啟發。有學有識的作家能夠寫出不一樣的文章，諸如孫犁、黃裳、汪曾祺、楊絳、木心，等等，他們筆下的文字有著濃濃的書卷氣，是文化的積淀與修養，是人生的見識與修煉，是精神的超拔與升華，故而令他們筆下的文字有著非同尋常的魅力與氣象。在《孫犁的魯迅遺風》中，孫郁將孫犁放在“五四”的精神傳統之中予以論述，但同時也讓我們明白了一個因緣，孫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郁老辣，乃正是接續了“五四”特別是魯迅的精神傳統，他暗自以魯迅為標桿，甚至讀魯迅讀過的書，從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蛻變；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 “老頭兒”三雜》中談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讀雜書、吃雜食、寫雜文�？梢哉f，汪曾祺的雜覽與雜寫，實際上接續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法脈；而對于木心來說，陳丹青在《孤露與晚晴》中，則以深情熱誠的筆觸，追憶了木心浪跡紐約的寫作與生活，也寫了木心的歸來和遠去，以及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學財富�，嵥榈耐�事勾勒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與情趣，也于不經意中看到了他謎一般的人生經歷、藝術修煉、文學造詣和學識底蘊。顯然，木心是一顆藝術的“孤露” ，也是一種人生的“晚晴” 。

　　但遺憾的是，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當代作家，卻是少矣。畢竟孫犁、黃裳、汪曾祺已經遠去，我們只能在不斷重讀他們的舊文中來感受那份卓絕的才情與識見�；蛟S還有邵燕祥、董橋、李長聲、張宗子、止庵這樣的當代作家令我們期待，諸如邵燕祥對于往事的記憶與深思，董橋對于文人和文玩的典雅闡述，李長聲對于日本風物的考證和紹介，止庵對于知堂法脈的研習與追模，張宗子在海外讀雜書寫筆記的那份寂靜與自守，都是值得我們為之流連的。而已愈百歲高齡的楊絳先生，其文章修煉，更是達到了一種大象無形與大音希聲的高妙境界。當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張承志所吸引，他的純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尋，他的思索，雖然對于其關注所在，我個人也時有難以認同之處，但對于他筆下流淌的文字，卻時刻保持著一種敬重的態度。再還有韓少功，我曾為他的眾多充滿思辨與智趣的學術隨筆所驚艷，但他的長篇新作《革命后記》 ，卻令我失望，這種企圖跨界來論述歷史和討論現實的勇氣值得欽佩，但其間充斥的那種漂浮與狐媚，令我感到驚異。這種感覺，其實早在讀他那冊為人稱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觸。

　　談論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在2014年則有兩篇同題文章值得關注。學者張鳴的隨筆《父親的贖罪》與小說作家胡發云的隨筆《父親的“交代” 》 ，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篇文章均寫道了他們各自的父親，也寫道了父輩的往事和命運，但卻互為補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時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們在追尋父輩的人生歷程中，試圖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折射時代的荒謬與殘酷，從而以自己的筆觸共同完成了歷史的另一種見證。在此一點上，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達到了幾乎一致的深邃與澄澈，我為張鳴的動人才情贊嘆，也為胡發云難得的史家情懷感慨。

　　張鳴與胡發云的寫作追求，令我想到了捷克劇作家Vaclav Havel的名言：在真實中生活。在面對2014年的隨筆寫作時，我在更多學者的隨筆寫作中看到了這種堅守道義的追求，諸如謝泳對于陳寅恪有關中國小說的闡發與鉤沉，趙園關于《吳宓日記》中有關舊學人與新時代的錯位悲劇，陳徒手對于陳荒煤命運的細心鉤沉與發微，康正果對于施蟄存的晚年境遇的側面描述，章詒和關于大律師張思之及其新書的深情論述，張霖對于作為青年學人的丈夫張暉不幸早逝的追問，如此等等，都是試圖通過對于知識分子這一個案的深入挖掘，以微小的切口而更多地來展示時代的橫截面。他們在論者的筆下，或被稱為歷史的“被發掘者” ，或以“精神知音”論之，讀來常有沉郁頓挫之感。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張霖的隨筆《君子永逝，我懷如何？ 》 ，這位失去“君子”張暉的青年學者，以其沉郁動情的筆觸，不僅發出愛人逝去的天問，更嘆息了當代學人在堅守中的安貧樂道，同樣還嘲諷了我們這個時代對于追求真知者的盲視、腐敗與僵化。我從這些微言大義的文章中，既看到了專業的厚實底蘊，也看到了一種精神的升騰氣象。

　　如果揭示真相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那么對于自由的追尋，對于革新的探究，對于科學的普及，也同樣應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在2014年，這些人類共同關注的理念成為學者們筆下奏響的曲調，以不同的方式讓我們得到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禮與靈魂的沖擊，盡管它們宛如微星一樣散落天際，卻令我們讀來油然感到溫暖。諸如蒲實在《自由之路》這篇長文中，詳實而獨到地寫道了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精神地圖，特別是其在度過漫長的監獄歲月中的強大毅力，可以說是人類對于自由的追求與掙扎的一個永恒的情景；王曉漁在隨筆《 “獅子要吞噬多少只夜鶯，才能學會歌唱” 》一文中，向我們描述了作家奧威爾追求自由付出的心靈煎熬。

　　人類追求自由的腳步從未停止，而對于自由的贊美、維護、論述乃至爭議，也從沒有停息。同樣，關于改革與革命這一對詞義相近的詞語，也還是一個與我們息息相關卻難以真正說得清楚的話題。2014年同樣如此。在我的閱讀印象中，學者李零的《從燕京學堂想起的》則頗有幾分他當年寫出《大學不是養雞場》這樣妙文的回響，可謂嬉笑怒罵，辛辣尖銳，其中一句“錢在賬上不得不花” ，可謂是對當前諸多改革的一種特別尖銳的解讀。再如政法學者馮象在文章《國歌賦予自由》中，試圖通過一起工廠罷工事件來分析其間的法律悖論，妙趣橫生又別有洞見，乃是氣象開闊的論文式隨筆。馮象的這篇文章頗有其當年在《讀書》雜志開設“政法筆記”的遺響，其古雅的語言、專業的視角以及現代的思維，都給人以新的啟發。2014年同樣令我驚喜的，乃是青年學者許知遠的專欄文章“2014 :中國紀事” ，其以觀察者的旁觀視角，冷靜犀利的分析和思考，記錄了作為70后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急劇變革的紛繁現狀，是頗有深度也有才情的隨筆。

　　諸如李零、馮象等人的文章，在我看來，非有學識、有才情、有關懷的大手筆所難以完成，這也正是我更看中有才情的學者之文的原因所在。正如學者葉嘉瑩在論及古典詩文時談到：大凡真正偉大的作家，在其心中都有一個真正追求和執著的理念。她進而指出，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個最高的理念的層次。那么，在科學的研究與普及上，更是如此，而非一般文采風流者所能完成，她還說，文采再風流，那也不過是第二等。我更看重那些能夠擁有“第二支筆墨”的學者，他們不經意的妙筆卻常有令人喜悅的境界。諸如洗鼎昌和沈致遠兩位，他們都是科學院的院士，可謂學有專長，但他們對于精神的追求，對于藝術的修養，都達到了老而彌精的地步，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得到了融通。洗鼎昌院士的文章為《門外談美》 ，副標題則是“科學和藝術的美學比較” ，引經據典，典雅灑脫；沈致遠院士的文章《以簡馭繁》和《文尚思》 ，則通過科學領域來啟發人文學界，告知簡潔與思想的本真魅力；令我更為歡喜的，還有科學史研究專家江曉原的專欄寫作，諸如他的《 〈自然〉究竟是一本什么雜志》和《 〈自然〉雜志與科幻的不解之緣》 ，談論大名鼎鼎的頂尖科學雜志《自然》 ，劍走偏鋒，妙趣橫生，乃是才學并茂的科普佳作。

　　可以說，有才情的學者之文與有學識的作家之文，皆為我所愛。但在我看來，有才情的學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個則是文章之幸；而有學識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煉，多一個則是讀者之福。以我所見，近年來的文章佳構，有造化的學者文章多，而有修煉的作家文章少，此不可不令人嘆息。而諸如像錢鐘書先生這樣有兩副筆墨，能夠同時在寫作與研究兩個領域皆有高妙造詣且卓然成家者，則又是少之又少了。為此，我期待有更多學者能夠擁有第二支筆，以大才情寫小文章，也更期待更多的作家能夠寫出妙趣橫生又學識才情俱佳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