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精英隕落的一年——甲午歲尾悼龐樸(劉夢溪)

　　剛剛過去的2014年，是農歷甲午年。這一年閏九月。新年過去了，漫長的甲午年還未走完。誰曾想，不久前我們剛送走湯一介先生，龐樸先生又不告而別了。他們走得都未免太速，太過匆促，不知還有多少學術偉業待他們竭盡心力，樂而從事。其實他們正處在學術的最后旺盛期。如果說八十年代有過文化熱，九十年代有過學術熱，那么先后離我們而去的這兩個人，可以稱為那兩個時代的“雙子星座”。他們同為中國文化書院發軔期的開山導師，當時各種研討會、演講會，都能看到他們精力充沛的身影。湯先生是一院之長，龐公是學術委員會主席。湯先生溫良儒雅，龐公果決駿快。湯和之以群，龐濟之以思。湯先生掌會，百家言道，斷而弗忍。龐公主會，時間為獄判法典，不管是何來路，一律執法如山。湯、龐剛柔相濟，國內外向學明道之君子，無不以之馬首是瞻。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杭州開文化問題研討會，王元化、湯一介、朱維錚、李亦園、沈善洪、陳方正等學界重鎮齊聚西子湖畔。當時不像后來，入住賓館，可以人各一室。那次我和龐公共息一屋，入睡之前，難免閉目私語一小會兒。我說他有決斷力，是能控制局面的人物。他說惟其如此，才需要離開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位置。由此可知龐公其人的度事之明。要講為人處世的聰明有智，吾未見學界有誰能出其右者。當然他是以學術為職業的學者，他的聰明使他在學術上有諸多令人興奮的發現和發明。1988年《中國文化》籌辦創刊，請他為第一期撰稿。他說倒是有一篇，不過得再做修改增補。這就是發表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火歷鉤沉：一個遺失的古歷之發現》。這篇古歷考證足可見出龐公為學的深度。金克木先生專門為此文寫了推薦評騭文字，刊于同一期。他有名的“數成于三”的簡稿，最先也由《中國文化》披載，見于1991年第四期。還有《方以智〈東西均·三徵〉解疏》《儒道周行》《新材料搖撼著舊觀念——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重要文章，都為《中國文化》光耀了篇幅。有龐公文章，我們最重要的“文史新篇”專欄可以不愁空缺。他有一篇不太長的文章曰《說“無”》，寫于八十年代，是我最喜歡而禁不住不斷稱美的當代學者的文字。他自己對此文也不無竊喜。一次語及于此，他說其實還想寫一篇《談玄》。我說那就預留篇幅待玄言了。后“玄”文竣稿，刊于《中國文化》五周年紀念號。但比之《說“無”》，不免尚存一間之隔。龐樸先生和湯一介先生都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創刊學術顧問，名不虛掛，做到了盡職盡責盡義盡情。

　　我與龐公相識于七十年代中期，當時他剛從山東大學調來北京，和丁偉志先生一起在和平賓館籌辦《歷史研究》的復刊，距今已過去四十個年頭了。八十年代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增加了見面機會。后來多有往還，是由于我創辦《中國文化》雜志并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試想傳統研究這一塊，如果沒有龐樸的參與支持，絕非僅僅是遺珠之憾，而是丟失好大一塊精神園地。鄙所組織的研討和演講，只要題旨切合，龐公也每每到場相與論學。1997年春節過后，我接受李澤厚先生提議，約請部分在京師友懇談拙著《中國現代學術要略》，李慎之、戴逸、湯一介、李澤厚、龐樸、余敦康等學界名宿，以及幾位青年學人，悉皆與席。龐公說，此文最大的問題，是對前輩學者只有“仰視”，沒有“俯視”，站在前輩的肩上著論才是合適的態度。余敦康先生不認同龐公說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視”，未能“仰視”。李慎之先生為緩解氣氛，說他既不“俯視”，也不“仰視”，而是“窺視”。龐公之論，反映他為學立說的懷抱之偉。他的學術根底在史學和哲學，或曰歷史哲學，興趣為中國思想史，所擅長則是辯證邏輯。這有他的《白馬非馬——中國名辯思潮》和《儒家辯證法研究》兩書可證。而下力氣研究方以智的《東西均》，也為的是抉發其中的辯證法思想。故刊發在《中國文化》上疏解“三徵”的那一篇，正標題為《黑格爾的先行者》。以至于引起佛學大師趙樸初的異議，認為方以智、黑格爾都是后來者，真正的辯證法鼻祖應該是佛祖釋迦牟尼。

　　龐公的思考力和思辨力是驚人的，如果放開胸襟，逞臆而談，他的論辯對手的勝算微乎其微。但他會不自覺地顧及視聽言動的結果，經常為對方也是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他用心，但不使氣。此點與朱維錚先生異趣。作為人文學者，他的頭腦有如數理般的精確，所以成為學界的電腦高手，也就不足為奇了。九十年代初，京城學界刮起“換筆”風，龐公是引領風氣的先行者。當時此一科門人口相傳的信息是，年輕學者以閻步克最擅此道，年長學者則首推龐公。我因一向缺少接觸奇巧科技的經驗，雖躍躍欲試，卻擔心難以有成。于是當面請教龐公，他說只要會騎自行車，電腦操作就無問題。叩問玄規妙理，他說很簡單，學不會你不肯放手，學騎單車也是如此。我卷入此道之后，遇到問題也曾有幾次電話向龐公問難，往往三言兩語，就讓那勞什子馴順復歸。他和李澤厚都住在皂君廟社科院宿舍，同一個單元，前去探望，可以舉一得二。一次看李澤厚，他開玩笑說，是順路枉顧吧。有意思的是，李的著述有唯物史觀潛跡其中，龐則始終擺脫不掉化入骨髓的辯證法。平時交往，我與李跡疏情密，與龐跡密情疏。個中原委，很大程度是龐公的“辯證法氣”，把我和他隔開了。李澤厚的文章，情性躍然紙表；龐公的文字，見得性體，卻斂跡性情。性與情適度的是湯一介先生。就個人性分的取向而言，我似更偏于湯、李。但按照乾嘉學者的義法，學者為學須汰除情感，龐公的老吏斷獄般的文字功底，也許正合于學問的客觀性法則。

　　龐公的身體一直是好的。他有晚飯后行散的習慣，晚八點至九點打電話，常找不到他。不知何時開始，京城不僅見不到龐公的身影，打電話也無人接聽了。此前的一次見面，是在舊鼓樓大街的竹園賓館，國際儒聯所在地，他約我和另外幾位學者談儒家禮儀問題，向我推薦彭林的一本禮學著作。再一次是2009年，他看到《中華讀書報》上我的《2008我讀的書》一文，其中談到讀《易》、讀《張載集》和《二程集》的情形，特地打來電話表示贊許之意。此事頗令我感動。問他有無新作給《中國文化》，他說寫不動了。后來得知他去了山東大學。電話問何為乎而東歸，他說老了，北京無人照看。大約三年前，一次竟夢見龐公在我家里，音容舉止清晰可睹，而且似有幾句交談。第二天打電話告之以詳，他說正住在醫院，已臥病多日。聲音充滿暖意與欣慰，顯然高興我夢中的牽掛和突然的問候。從此我心存一念，何時得便該去濟南看看龐樸先生了。

　　這期間恰好認識了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王學典先生，他是我所見及的難得一遇的學界君子。重友情，講道義，敢擔當。史學出身而有哲學頭腦。思理明晰，有似龐樸；尊賢好義，鮮有其匹。遐邇聞名的《文史哲》雜志即由他來主編。他說他和他的同事把龐公照顧得很好。2013年5月，學典先生邀為儒學院演講，講題為《國學在今天的意義》。其實我此行的主旨是想看望龐樸先生。5月21日中午抵達濟南，下午即由學典教授和文學院馮建國教授陪同，前往龐公寓所。他事先知道我來，開門入室，見他已從沙發上站起來含笑迎候。多年不見，談起往昔交往掌故，他會心莞爾，不斷點頭默許。問到湯一介、李澤厚的近況，我一一相告。他八十有五了，頭腦依然清晰，唯近來有輕微幻想癥，艱于言談，行走不甚方便。臨別他堅持送至門口，以小碎步急促傾斜而前，我感到了絲絲酸楚。此次泉城之行，成為我和龐公的最后一面。

　　元月十日，接到王學典先生發來的信息：“龐公因感冒引發肺炎，經十多天搶救無效，已于昨晚8時49分辭世�！蔽腋械桨�痛而震驚，不禁想到此一噩耗與湯一介先生的離去，靠得如此地近。寧可、來新夏、吳小如、方立天、田余慶等文史大家，也都是這一年離世。這個閏九月的甲午年，竟成為學界精英隕落的一年，不免為之長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