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歷史、風情和人性的畫卷——《日落呼蘭》的意蘊解析(劉學圃)

　　曹明霞的《日落呼蘭》顯然不是在為我們單純地講述一個歷史故事。她選取一段特殊的時代背景，將人生與社會緊密糅合在一起，使身處邊陲、蟄伏在呼蘭河畔的人們的卑微生存境況與日軍入侵的艱危局勢相映照、相撞擊，并由此呈示出那些原本安于現狀的個體生命的不同選擇和不同命運。在縱貫整個偽滿時期的沉緩敘說中，作品煥發出它的某些史詩性。

　　通常來說，人無法在真正意義上擺脫他所置身的社會而孤立存在，因而，人與社會之間的爭執、抗衡、和解與順應也便成為恒久的話題。這里的關鍵癥結是，面對脫離正常軌道的社會生態，人們除了在極為逼仄的空間沖撞外，所謂自由便只能存在于遙不可及的奢望之中。

　　在《日落呼蘭》中，人們沒有多少高尚的追求，三叔的喝個小酒、三嬸的抽口煙仿佛濃縮了生活的最大樂趣。即使如金吉花開片店鋪，賈永堂、崔老大、崔老二們掛個“甲長”頭銜，也不過是庸常生活中的個性差異罷了。相同的是，他們無一例外地失去了左右自我存在的能力，先是作為甲長的賈永堂因日本士兵的被殺身背治安失責的罪名被沉河而死，之后，三嬸子不甘受辱投井而亡，崔老大的妻子賈玉珍在鬼子的掃射中無端喪命，懵懂的三叔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被日軍塞入呼蘭河的冰窟窿里……在人們的相互告誡中，入侵者血洗村莊、殺戮無辜百姓的事件躍然紙上。即便是對日偽曲意逢迎的金吉花，有漢奸嫌疑的崔老大、崔老二們，又何嘗交換回些許人的尊嚴？極度變形的社會環境在肆意摧殘人性的同時，也袒露出自身的丑惡與暴虐，在《日落呼蘭》中，這一切所濃縮著的則是民族深重的苦難。

　　相較之下，貫穿全書的主人公洪慶山似乎有其與眾不同的“幸”與“不幸”。出生時母親血崩離世，半歲時不諳水性的父親為給他增加營養下河撈魚而被冰排吞噬，因而自幼便在鄉鄰的口舌之中身負“命硬”“要賬鬼”之類的評斷。他在三叔、三嬸子的拉扯下長大成人，心中雖未堆積多少陰翳，卻也無由領受更多的嬌寵。他健壯、俊朗、勤勞、善良，并由此深得諸如滿桌兒、艷波以至日本少女多襄純子或明確或朦朧的心儀與愛慕，同時贏得名為日本商人、實則日本軍人的多襄井及日軍頭目武下的賞識和信任。他厭棄流血，“我不希望老打仗，都老老實實過日子，誰也不招誰，誰也別殺誰的人，別死人，最好”的言論曾被三叔指斥為“漢奸話”，但面對武下讓其加入憲兵隊的誘惑，他則斷然拒絕。他唯一的愿望是本本分分地勞作和生活，但所親歷的卻是波涌浪連的慘狀和傷痛�；蛟S作者不忍再讓心地淳厚的慶山承受更多的人間重壓吧，種種變故后，他和同樣宅心仁厚亦同樣飽經悲戚的日本女人花田走在一起，并被安置在據稱“連日本人的飛機都炸不到”的深山老林里。在這仿如桃花源般的隱秘空間中，他們相敬相愛，除了耕種大片土地換取到可觀的卻也無處消費的錢財外，一兒一女的出生和成長則給他們帶來深深的滿足。而這五年間，他們與外界相接觸的唯一通道是一年一度來為抗日部隊收秋運糧的人馬。別具意味的是，當花田病逝，收秋人馬未再光顧，慶山攜一雙兒女歷經七天七夜走出深山重返鐵驪鎮街時，變換了的世道也已經將他辛勤勞作掙得的錢變成了廢紙。這頗有些黑色幽默氣息的情節，是否也寓示著人與社會錯位后無可排拒的窘態呢？

　　當然，作為長篇小說，《日落呼蘭》自有其另外的“聲部”，譬如“奮起抗擊”，譬如“幡然醒悟”等。且不說于德林、張立本、洪福隆這些負有神秘使命的人和穿行于雪原林莽之間的抗聯戰士，單是百歲兒及堂弟慶林、慶路們或自覺或本能地掙脫命運的嘗試，以及堂妹玉敏由滿頭虱子的黃毛丫頭成長為抗聯女政委的歷程，便足以證明人性的頑強與堅韌。

　　70余年前，蕭紅曾作《呼蘭河傳》，以悲憫之情憶及故鄉那些蒙昧的民俗和麻木、冷酷的人情；而今，曹明霞的《日落呼蘭》在承續先輩某些特質的基礎上，字里行間流露出更為復雜的啟人深思的元素：關于歷史、風情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