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學：如何從高原走上高峰(宋莊)

　　北宋清官包拯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佳話，“包公斷案”的各種文藝版本演繹也經久不衰，透露出此類題材的超強引力。我國法治文學源于先秦，《詩經》里的《谷風》，漢樂府里的《平陵東》、《陌上�！�，唐詩《在獄詠禪》、《杜陵叟》，元代的《竇娥冤》均在法治文學范疇之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法治文學已經比較成熟，典型的公案小說都應該列入法治文學的范疇，如《三言二拍》、《三俠五義》、《包公案》、《拍案驚奇》是為典范。如何加強法治文學理論研究，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法治文學作品，并通過這些文學作品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從而增強人們的法治意識，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為推動法治中國、平安中國建設提供更加豐富的精神食糧，是最近作家們關注的熱點。

　　法治文學的兩種社會功效

　　多年從事公安機關紀委監察工作的公安作家易卓奇認為，從功效的受眾角度來看，法治文學的社會功效有正反兩個方面：

　　一是正面的、積極上進的、催人奮進的作用。進入當代，應該說是我國法治文學步入繁榮的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特、反顛覆、肅反題材作品到“文革”前，法治文學均有不俗的表現，先后涌現出像電影《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秘密圖紙》等，叫好又叫座；10年“文革”是一片空白，沒有法治，自然沒有法治文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文學進入黃金時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的健全、發展，法治文學也日趨繁榮，成為新時期文壇上的重要一翼，先有“傷痕”控訴類作品，后有憂患反思類藝術，如電影《帶手銬的旅客》、《法庭內外》、《第十個彈孔》、《少年犯》、《尋找回來的世界》，小說《便衣警察》、《傍晚敲門的女人》，話劇《于無聲處》，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隨后便有對人性和社會痼疾的剖析，不乏名家操刀，如余華的《河邊的錯誤》、韓少功的《前科》、劉醒龍的《合同警察》、張平的《法撼汾西》、《抉擇》、《天網》、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周梅森的《國家公訴》、王躍文的《國畫》、朱恩濤的《公安局長》等，都頗具代表性，其中張平的《抉擇》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我國的法治文學可謂到了鼎盛時期。在我國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法治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為社會進步起到過積極的正面的作用，其社會功效是給人正能量。

　　二是負面的、消極的作用。繁榮的背后常常是喜憂參半，良莠并存，當今法治文學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隱憂，媚俗、庸俗、色情、暴力的作品也不在少數。作為社會主義法治文學的一部分，法治小說的創作必須把握好分寸，審時度勢，不靠暴力、色情取悅讀者，堅決杜絕負面社會功效的產生，謹防法治文學誤入歧途。

　　人性開掘需進一步深化

　　國際大片中有70%都是警匪片，而我國的同類題材卻少有力作。而實際上，生活中的素材遠比作者的想象更豐富，這些素材像煜煜生輝的寶石，值得作家去挖掘和展現。

　　法治文學是專業性非常強的領域，不僅僅要有生活，還要有充分的法律知識，“很多作品連基本的常識諸如拘留、傳喚都寫不明白；有些作品則編得非�？尚��！弊骷页塘照f。盡管影視劇與暢銷書中法治文學的作品比較醒目，但是高層次的、嚴肅的則不是很多。首先，法治文學本身受限制，由于公安接觸的就是警匪，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滿戲劇化、情節化，這就導致法治文學作品本身的戲劇性；其次，忽視了對人物的深刻挖掘，大多數警察在一線摸爬滾打，欠缺文學素養，沒能挖掘出警察內在的東西，專業作家有文學能力，卻缺乏生活經驗，表達不出警察骨子里的東西。

　　“實際上，警察真實的生存狀態更接近人性的內涵。缺乏從內向外探索警察人性的作品，這是法治文學作品難以突破的難題�！背塘照f，文學離不開塑造人物，目前的公安題材作品中，警察形象符號化，高大全，缺乏人性的開掘。形式化決定了人們在創作上淺嘗輒止，只寫了警察的皮毛。

　　曾在公安部供職的作家武和平，有一個兩用的工作本，前面是工作會議的記錄，后面是素材積累，比如一些警察的個人習慣、犯罪分子的臉譜等等，他都一一“記錄在案”。比起之前創作的《血案疑蹤》，他感覺在新作《污點》中自己加工的成分多了，想象的成分多了，已經開始找到了“感覺”，在用小說的規律創作。從過去的由案件到案件，已經轉變為由寫案到寫人，并轉到以寫人為主。

　　武和平認為，由于大量法治文學登場，面紗揭去，沒有讀者更關心公安人員的精神世界，人物常常附庸在案件上，形遣人散；福爾摩斯也不僅僅是寫推理，法治文學的文學作品現在到了跨越自我的階段，需要突圍。武和平說：“法治文學小說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海巖做了有益的嘗試。海巖是傳統意義上案件的寫法，他塑造了鮮活的大眾喜愛的形象，他的創作元素適應了讀者的口味，也是一種突破�！�

　　談及法治文學創作尚未形成陣容和規模的原因，武和平說，專業作家到警營熟悉生活的少，他們不了解警察的內在情感。而從事法治文學的大部分作家，左手拿槍右手拿筆，不太具備文學功底，170萬警隊生活是一座富礦區，但開采者眼高手低，距離太近，往往會出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現象，“我們希望從陽剛粗獷的開采轉入細膩的深加工，一步步走下去”。

　　法治文學有高原缺高峰

　　法治關系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正面表現法治生活為特征的法治文學，無疑會在未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在社會法治建設中發揮更突出的作用。所以，法治文學有理由得到更多的重視，以催生更多的好作品問世。

　　評論家胡平認為，當前法治文學總體質量上差強人意，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其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幾種。其一是，我們的一流作家介入不夠，應當鼓勵更多優秀作家嘗試這方面創作，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和才能，以他們的眼光和功力提升創作的總體水平。其二是，部分法治文學寫作存在著低俗或媚俗的傾向，一味追求刺激性，甚至以暴力和色情內容招徠讀者，損害了法治文學的聲譽。這說明，法治文學的基本建設還有待加強，需要在文學批評的配合下，努力建構嚴肅的、高層次的法治文學領地。其三是，在整體上，法治文學創作的文學性亟待加強。雖然法治文學有自身的長處，容易設置懸念，情節性強，可讀性強，而且富于社會性內涵，但文學畢竟是人學，其核心價值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刻畫，以此構成文學性的主要部分。不能把作品寫成社會問題的展示，降低了其藝術品位。另一方面，法治題材常與案件和事件相連，如作者在寫作中被動“牽人就事”，必然容易寫出簡單的情節性作品，留不下具有豐富側面的生動的人物形象。這些問題，是繁榮法治文學創作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法治文學必須首先是優質的文學，具有充分的文學感染力，才談得上參與法治文化建設和形成社會效益。

　　法治文學方興未艾，又獲得新的機遇，在眾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法治文學一定能夠在重要轉型期獲得長足的進展，推出值得驕傲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