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漢子何西來(柳鳴九)

　　何西來走了，中國少了一個學養厚實、見識卓越、影響深遠廣泛的批評家，在國內各種學術文化活動中，再也見不到他那高大雄健的身影，再也聽不見他那洪鐘般的聲音，在社科院宿舍區的庭院中，再也不能與他迎面相逢……所有這些，朋友們的若有所失感將是銳銳的、沉沉的。

　　他，一典型的關中壯漢，人高馬大，虎背熊腰，走起路來，虎虎生威，講起話來，嗓音洪亮，其形貌、其精氣神，活像一尊威武雄壯的秦兵馬俑復活，他一直給人這樣一個印象：他與老邁無緣。偏偏是他，不到一年前，就隱約傳出身患癌癥的消息，但每次遇見他時，但見他，若無其事，滿不在乎，仍騎著自行車在社科院的宿舍區馳騁出入，使人覺得病魔肯定是奈何不了他。不久前偶遇時，聽他說仍堅持每天步行一兩公里，他正準備寫一組素描當前名家名士的文章，因為正好與一家大報有稿約作為開頭，柳某竟榮幸地被他列為首選對象之一，而后，他還有一項大計劃，要寫一部《杜甫傳》……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兩個星期，我仍在宿舍區大門口見他騎著自行車，采購蔬菜食物回來，怎么也沒有想到十來天后，他竟離開了這個世界。

　　何西來最后的時日里，人的精神超越于死亡之上，人的精神力量是傲然的強者。

　　我與何西來基本上是同一輩人，我只長他四歲，我與他不同校，不同學科專業，不同供職單位，但很早就互相認知，用西來的話來說，“已有半個世紀之久的淵源”。這其實是一種美意的夸張之詞，實際情況是，他于六十年代初，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這個曾以“馬文兵”的筆名叱咤文壇、赫赫有名的科班，名義上是由中國人民大學與當時的文學研究所合辦，文學所派了著名美學家蔡儀坐鎮。我當時在文學所，是蔡儀領導下文學理論研究室的一名年輕研究人員，室主任蔡儀移師進駐有名的北京鐵獅子胡同一號文研班的所在地，室內好幾個青年研究人員，如于海洋、李傳龍、楊漢池與我也簇擁而至“鐵一號”，擔任文研班的助教職務。其實，我們這幾個“助教”只是象征性的擺設，并未起什么作用，也沒有跟文研班打成一片、融為一體，倒是由此對文研班的人員情況多有了一些了解。年青的助教們私下對年青的學生評頭論足，掂斤掂兩是常事，也是樂事。我們之中，于海洋年齡較長，閱人較多，并卓有見識，與文研班的接觸也較多較早，數他最有發言權。我就聽他說過，文研班的才俊中，“要數小何潛力最大”，具體來說：他博聞強記，中外兼收并蓄，對經典名著名篇背誦如流，而且文思敏捷，將來必成大器，云云，于海洋已英年早逝多年，但他對“小何”的評價果然被何西來以后自己的作為所證實。

　　在文研班，充當了好一陣子“擺設”之后，我們幾個青年“助教”就搬出了“鐵獅子胡同一號”，雖然在“任期”中與文研班的學員并無多少業務關系，但我卻有一個意外的收獲，那就是一別多年之后與何西來碰面時，他就稱呼我為“柳教授”，既是明顯的尊稱，但稱呼起來又帶有一種善意調侃的語調，我很欣賞他在人際交往中這種教養與諧趣的結合，更欣賞他一經出口、多年不改的大度與雅量，不像有的人那樣，即使他曾因有求于人、受惠于人而對對方有應該的尊重，一旦自己稍有得意，羽翼稍豐，便趕緊調低尊重度，迅速改變稱呼，“阿三阿四”地呼了起來……既缺少教養也頗為勢利。

　　是的，一別多年，在文研班結業后，我就再沒碰見過他，他在文學所發展，我在外文所供職，像兩股道上的車，“文化大革命”中更沒有“串聯”到一派。直到一九八六年我搬到勁松區的社科院宿舍，才與他鄰樓而居，成了“街坊”。兩幢宿舍樓之間，有一個近兩百米的庭院，種了不少樹木，郁郁蔥蔥，那是我每天繞圈慢跑與做操的場所，風雨無阻，而那個庭院，也是出入宿舍樓必經之地，所以，我經常會在這里不期而遇何西來，“低頭不見，抬頭見”。

　　多年來，我與何西來一直就保持著偶遇時停步下來就聊上幾句的習慣，除了非常時期的激昂慷慨，我們的談話既是“非寒暄式”的，但也是純清談性的，對世事均作壁上觀，即使涉及時局社稷，也只流于一般感慨，如感慨人文精神滑落、人文學者已落為弱勢人群、人微言輕，如果有什么共同的愿景的話，不外是時局穩定、社會和諧、政風清明、官場廉潔，如果說有什么擔心害怕的話，那就是內耗惡斗、自己折騰，特別是怕社會動亂，我不止一次聽他說過，“但愿社會穩定，如果發生動亂。最倒霉的就是我們弱勢人群”，由此，社會和諧、國家安定、世事公平就成為我們愿景中的愿景�？吹贸鰜�，從慷慨激昂到但求安定和諧，到知曉有的事不可行、行不通而斷了念想，到淡泊超然，專心回歸于自己一畝三分的桑麻小園地，這就是我自認為感覺到了的何西來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回顧自己，又何嘗不也是如此？這使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前幾年李澤厚與劉再復所對談過的“告別”這個話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慷慨激昂的淡化與擱置，跟“告別”說是同趨溫性平和的，兩者的不約而同、殊途同歸，正是中國人文知識階層對當代中國前行的一種不顯的默然奉獻。

　　對從事理論批評這個行當的人，我個人特別敬重、特別贊賞的是兩種品格，一是在理論上有識有膽，敢于發表自己不流凡俗的獨特創見、更敢于堅持自己被人側目、甚至被人敲打的學術觀點。二是在學養上有所持與有所長，而不齒在學養上無所持、無所長、兩手空空。在我看來，何西來正兼有這兩方面難能可貴的特質。他不同于我們見得很多的那種只唱“向左向左”高調的理論家與只憑教條與棍棒壓人的批評家，他既恪守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又實事求是、通情達理、尊重文藝本身的規律，致力科學評價，既尊奉意識形態的規范與原則，也賞識創作個性的千姿百態。他也不同于那種出口不凡、論事不著邊際、表述云山霧罩、滿篇都是十分費解的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術語的新潮批評家。他的文風明曉，史實清晰，事理辟透。我以為，他身上的這些長處正是優秀理論批評家所應具備的條件與特質。至于他在學養方面的所持與所長，也很值得贊賞，我不敢說他學富五車，貫通中西，但他在中國歷史典籍與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學養是富足的、深厚的，當他要闡明論證一則道理時，隨口就可以引述經典名著與古典詩詞為例。我認為一個理論批評家如果沒有某一專業學識為自己的立足點，他的高談闊論是令人不放心的，這種理論批評家說到底，最多就是一個“空頭理論家”，何西來腳踏專業學識的堅實之地，樹立了自己與“空頭理論家”完全不同的真正有學養的批評家的形象。

　　何西來不僅是理論批評家，也是寫散文的高手，他的散文作品是比較典型的學者散文。于散文的本性而言，于學者固有的條件與素質而言，學者散文必成為文學創作領域中一種自然生態，一道蔚為大觀的風景，一種藏量豐厚的庫存。學者有自己的本業，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有明顯的學業內涵，有比較充沛的知性，以思想閃光為照明，對人有啟迪靈智之效，總而言之，實不同于那種純粹舞文弄墨，俗套應景之作，何西來的散文就有學者散文的優質。我有幸讀過他若干散文代表作，開卷有益，啟迪良多。他談人格的文章，敢于講人文智者的真話，言之有“勇氣”。他的《秦皇陵漫興》、《居庸關漫興》、《小亭滄�！肥乾F代人情懷、歷史風物，風土人文與旅游雅興的完美組合，沒有豐厚的學養與精辟的實感是寫不出來的。

　　他還有一篇名為《愚人節的感傷》的散文，更是特別值得贊賞的妙作，寫的是他所親歷的何其芳一件往事，一則值得流傳后世的“詩話”：六十年代初，何其芳歷經“十年浩劫”之后，身衰體弱，老態龍鐘，但精神復蘇，心情見好，一天向何西來等青年朋友出示了一首元人戲效玉谿生體詩《錦瑟》二首，使他們忙乎了一大陣子，遍查現存全部元人集子終未找到此詩的出處與蹤跡，細加玩味，仿效李商隱的此二首詩，用典較多，含義朦朧，功力非凡，無人不嘆為上乘之作，但乃悼亡詩抑或為自傷詩則因詩意隱晦，難以疏解論定，唯有其中不堪回首的凄清感傷思緒令人深有所感。究竟出自何人手筆？終于由何其芳本人揭曉，原來此詩是他的戲作，而出示此詩的日期則是4月1日愚人節，他跟青年朋友開了一個玩笑。結合到何其芳本人大半生難展詩才的遺憾與“文革”中的苦難，此詩倒不失為一首自傷詩。在這篇散文里，何其芳晚年令人嘆息的境況、感人的悲劇色彩、老頑童的樂天性格、卓越的詩人才華均躍然紙上，不失為現當代文學中何其芳學中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整篇散文寫得層次井然、峰回路轉，且文筆靈動活潑，情趣盎然，其中還不乏對李商隱《錦瑟》詩淵源等問題的精要見解，呈現出學識學養的光澤，而對恩師的深沉感情與對“愚人”自我的調侃，又增加了感人的力量。這樣一篇文章，在我看來，實應為當代學者散文中一個極品。

　　多年來，在與何西來這樣一個老熟人的庭院偶遇、駐步淺談的友誼中，我是主要的受益者，這是因為我一直主動帶有獲益求知的意圖與他交往的。這與我自身的局限性有關：雖然我要算作協的“資深會員”，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正式入會，而且是第一次作代會的代表，但我與文學界關系一直相當疏遠，而我的職業行當又要求我不能完全閉塞無知，正好何西來是文學界的達人、消息靈通人士，識途老馬，是我最理想的咨詢師與指點者。我從他那里采的風、拾的“牙慧”著實不少，而且不僅僅是聽一聽樂一樂而已，有的還給我的工作帶來了明顯的效益，如《本色文叢》第二輯的組稿約稿工作就是一例。我之主編《本色文叢》，完全是意外落到頭上的一塊“餡餅”，僅僅因為自己也寫過一些散文隨筆，為出版社主編過一套《世界散文八大家》，因而被出版社誠邀力約，委以《本色文叢》的重托。如果說第一輯以我自己這個學界的名士為組稿對象，我還能應付裕如的話，到了第二輯擴大到文學創作界，我就有些捉襟見肘了。在騎虎難下之際，幸得何西來的慨然相助，除了他自己提供一本自選集外，還介紹了文學界的兩位名家邵燕祥、李國文加盟，此外還引薦了著名的明史專家同時也是散文高手王春瑜，大大給《本色文叢》第二輯的陣容增色添光。

　　當他得知我被帕金森氏收歸門下后，不止一次向我介紹過藥方。另有一事，因為我與他都曾受聘為王蒙領導的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的教授，每年春節校方與王院長都要在北京舉行一次雅聚，�？途鶠樵诤Ｑ蟠髮W文學院講過課的教授，有袁行霈、嚴家炎，謝冕、童慶炳、朱虹，舒乙、鐵凝、張抗抗、畢淑敏等等。雅聚地點多在西郊一飯店，在北京出行無車是不可想象的，何西來自己可以駕車，于是，我每次也就成為搭他便車的蹭車客。叨擾受惠了多次，聊作回報，自己只有請他到附近一家陜西館子吃過兩次飯。這家館子也是關中人士何西來介紹我去的，以招牌菜葫蘆雞與各種面食聞名，味道鮮美濃重，但不油膩，甚合我的胃口，而且，飯店主人頗有文人雅趣，店里掛有著名陜西人賈平凹、陳忠實的親墨多幅，此后多年，我凡請客吃飯多選在此處。如今每次來此就餐，都想起關中漢子何西來。

　　201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