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觀念、問題與社會語境錯位的“審視”(耿占春)

——評牛學智《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

　　在年輕的批評家中，牛學智逐漸表現出獨到的問題意識與理論直覺，并顯現了將理論直覺通過一種理性技藝進行清晰展開的寫作能力。除了具體的文學批評外，牛學智的一個理論興趣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批評。這部關于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的著作并不是在他已經出版的幾部著作之上再增加一部，學智學術道路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實實，都踩在現實意識的根基和學術思想的基本脈絡中。在此之前，他已經對當代批評進行過深入細致的學案式研究，梳理出當代批評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些成果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一書�！氨娚瘛笔且粋�友好而戲仿性的修辭，通過對一系列理論批評家的個案研究，牛學智逐漸在一種批判性分析中發現了“眾神”們的誤區與盲視，《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則體現出一種更接近真實批評意圖的理論眼光。

　　在當代理論與批評家個案研究的基礎上， 《審視》集中處理了這樣幾個邏輯上相互聯系的核心問題：對60年來“文學理論批評思潮的主體性反思、新世紀文學批評話語基本情況的調查研究、晚近典型話語方式的價值審視和文體化本土批評話語機制建構等4個相互影響、前后制約的命題” 。

　　通過對批評家主體性的反思，牛學智敏銳地指出其問題的癥結在于：“本土話語因受制于大量涌進來的西方各種主義，變得沉淀不足，因而話語演練草率而匆忙”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當批評界急于與西方理論同步時，主體性問題的反思已半途而廢。在文學、批評與批評家尚未擺脫工具論的影響和意識形態支配時，皈依后現代的非主體性事實上帶來了觀念史與制度史的錯位。這種錯位包括一系列的批評觀念與社會語境之間的錯位，牛學智非常正確地指出了這一狀況：“80年代‘新啟蒙’與90年代‘底層’之間價值觀的斷裂與錯位，導致啟蒙話語變成了專業主義；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中國經驗’逐漸取代了現代性話語，致使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學術化追求壓抑了批評本有的問題意識。 ”

　　我愿意就此多說幾句，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還是“現代性”思潮，在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并不是一種業已完成的進程或稍稍完備一點的制度設計，否則到了“經濟起飛”的上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領域也不會重現“底層”話語。詭異的是大多情形下的“底層”話語卻又轉向批評“啟蒙”思想和反現代思想，其間的理論資源和社會語境之間的錯位產生了諸多混亂，甚至變成了一種觀念的狂歡。事實上，如果沒有觀念在歷史事件和人類社會行為中的展露，如果觀念沒有經過個人和群體的社會實踐，沒有體制的和制度化的變革實踐，如果沒有引起或伴隨著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實踐，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影響到我們生活各個領域的觀念持久地起著規范性的和批判性的作用，文化或文學上的觀念就缺乏自身的歷史真實性與經驗內涵。

　　恰恰就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下， 《審視》一書接著通過對近年國家社科課題立項的當代文學研究選題、重要文學理論批評刊物的導向和對批評話語方式的分析，牛學智進一步深入批判了文學批評在價值趨向、文化理念和話語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理論問題，雖然在今天的理論語境下讀者不見得會同意牛學智所說的文學批評應回到“人性論”這一立場，但無疑我們會認同他的根本判斷，即文學批評應“回到當日精神事件的緊迫性、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的考察之中。

　　《審視》一書在對晚近幾種典型批評話語方式及其價值趨向進行了具體考察之后，牛學智提出了一種非常具有針對性的批評：

　　……主體性話語經西方轉譯到中國語境后，途經中國“反現代性主體性”解構，到“民俗主體”取代并形成“文化話語”而致于主體性話語消散的過程；正是在主體性話語消散的語境，民間民俗文化話語與國家話語達成了共識，進而最終被國家話語取代，文學上普遍的認同危機、歸屬危機的探討，在理論上被擱淺，理論批評者處于兩頭失語的境地(外來理論話語很難根植于本土，既有本土話語又被中間架空) ；對此理論現實，本著研究認為，只有正視“欲望主體”并通過合理引導，從欲望主體本身生成意義生活；另外，從介入消費社會結構開始，納入“新窮人”視野，文學批評對消費主義、身體欲望泛濫的身體主義，才能保有有效性言說的思想能量。因此，在當今社會現實，建構主體性話語、民間民俗文化話語、身體性話語與日常生活話語的動態言說機制和社會學支點，是確保文學批評重返時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領人們價值生活的前提。

　　牛學智的這一觀察相當富于洞見，尤其是在小說批評領域，“民俗主體”替代了啟蒙的個人“主體性” ，“民俗話語”取代了主體性話語并與“國家話語”達成共識繼而為后者所取代，確實道出了一個時期意識形態的公開秘密。在《審視》的最后部分，經由對幾種批評話語方式的分析， 《審視》一書提出了它的診斷，文學批評之所以顯得蒼白乏力，緣于批評話語空洞的“泛價值論”和過于抽象的“本土傳統文化論” 。對此，牛學智提出的理論設想或糾正方式一是“文體化”或批評的文體意識的增進；一是不偏離我們的切身經驗、不過度抽象的、包含著細致的文體意識的“價值書寫” 。就我對學智的理解而言，文體意識的增進意味著在“語言學轉向”之后批評家主體性的重新確立，價值書寫的細化意味著對本土經驗的深入勘察，這是批評話語本土化的兩條殊途同歸的路徑�！拔捏w化”要求與細化價值書寫都是增進批評話語本土化的方式。

　　在當代批評話語與它的社會歷史語境顯得如此錯位的時刻，在觀念史與制度史如此分裂的情況下，牛學智的對當代批評觀念、問題與社會語境錯位的“審視”是富于洞察力的，他所強調的批評的文體意識與價值書寫也深具思想的創見性與預見性。在批評觀念、問題與社會語境極度錯位的情形下，觀念及其整個批評話語是無法在本土扎根的。本土化是觀念、概念的重新語境化問題，是批評觀念、概念與社會歷史經驗之間張力關系的建立。繞過本土令人焦慮、痛苦的社會文化狀況根本就無法使概念的空中旅行具有本土意義。在牛學智提出批評話語的本土化并進行了細致考察之后，或與之同時， 《審視》一書既提供了當代批評現場的概觀，無疑也勘探了通向當代批評前沿問題的路徑�；蛟S，我們應該把這一“審視”視為當代批評所做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