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何走好，你并不孤獨——憶念老友何西來(徐兆淮)

本文作者(右一)與何西來(左一)、邵燕祥先生合影(2012)

　　近日為疾病所纏，剛從醫院歸來，忽接京中老友來電告知，何文軒(西來)兄前日已染重病亡故。頃刻間，我接電話的手不由有些顫抖，眼中含淚，心中憋悶不已。雖然，去年春節期間我曾打電話去他家問候拜年，六七月中，我所寫一篇關于《鐘山》與京中評論家何西來等人的友好合作的憶舊文字，電傳給他時，他曾閱后推薦給《南方文壇》刊發。其后，陸續得知他身患重病，作為遠方的朋友，我也只好暗中為他祝福，并時在念中。

　　誰料想，西來兄竟這么快就拋下家人和老友，闔然長逝，駕鶴西去了。想起“文革”中的患難之交，念及“文革”后我倆在文學評論工作中的友情合作，我禁不住長嘆一聲：悲夫，大何！

　　隨著一聲悲痛的嘆息，我不由得憶起我與大何長達四五十年的友情交往。雖然，我一向不大贊成和平年代里輕率地用“戰友”一詞來指認朋友，雖然近幾年來，“同志”一詞也不大時興了，但我如今來寫這篇憶舊文字時，對大何我只能用“戰友”與“同志”來表述我倆的交往，方能準確貼切地表達出我倆兄弟加文友般的友情。

　　倘若可以借助某名人所言“文革”是一場“全面內戰”的話，那么，稱我與大何是“文革內戰”中的戰友，便無多大差謬。記得，在1966年五六月間的學部大院內，正面臨著大字報海洋、大批判戰場的臨戰狀態，幾近“戰火紛飛”的境況，并逐步形成兩派群眾組織尖銳對立，氣氛十分緊張。大約于1967年底，大何與我所在的群眾組織終因反對吳某、林某二人，懷疑王、關、戚，而被打成反動組織。隨后，有人被毒打批斗，有人被抄家點名，而大何作為頭頭，先是在全所辯論會上舌戰群儒應對裕如，贏得了我等青年學子的信任；繼而在批斗會上，他也能沉著應對，從不亂咬互揭，推卸責任以求自保，充分顯示出他頗有遇事不慌、臨危不懼的大將風度。其后，王關戚倒臺，我派翻身掌權，對對立派組織開展清查“516”反動組織，大何與被稱為搖羽毛扇的許公等人也保持清醒頭腦，從不亂打亂殺，借機報復。因而，文學所在“文革”十年內亂中，始終沒有屈打成招、武斗致死的現象。雖然，在文學所造反組織的紛亂格局中，大何常因掌握政策的穩妥，而被一些激進者視為“雞頭”(右傾機會主義)和“老別”(別有用心)，而在我心中，卻始終十分欽佩大何為人的正派與睿智，他的人格力量當然也贏得了文學所眾人的認可。

　　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大何評說天下大勢，預測國內政局變動，其敏感性與準確率，令我等學子十分感佩驚奇。據說1976年10月6日前，大何回臨潼老家探親時，曾預測等他探親歸來之日，必是“四人幫”垮臺之時。待到10月中旬，他探親歸來，果如他所言，“四人幫”已被關押審查了。這不能不讓我等青年書生嘆服不已。

　　1974年年底，我因家庭原因調回江蘇省出版社從事文學編輯工作，我與大何的戰友情誼非但沒有沖淡降溫，反而升格為一種文友間文學事業上的友情合作。1976年“四人幫”垮臺，文學所業務工作漸轉入正常的范疇，大何作為人大文藝理論班才子和高材生，其文學才華和理論功底，又讓他有了施展抱負和才能的大好時機。而我那時在南京參與《鐘山》編輯工作，時常出差北京組稿，這就為我倆的友情合作，提供了極為良好的便利條件。

　　曾記得，作為省級地方刊物，《鐘山》創辦初期在首都文學界幾乎毫無影響，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并不認可《鐘山》，我作為《鐘山》編輯赴京組稿，非但吃住在首都一些地下室內，更經常受到一些著名作家的冷遇，甚至常吃“閉門羹”，被拒之門外。在我組稿工作最困難最難堪之際，又是已任《文學評論》副主編并身兼著名評論家的大何帶我去拜訪李國文、邵燕祥等人，并幫我提高了刊物在京城文學界的影響和聲譽。以后，每逢我赴京組稿，又大都是大何夫婦幫我安排住宿，并請我上勁松九區他家里，好好撮上一頓，胡亂吹上一通。

　　當然，更讓我難忘的是，在他家里的書房里餐桌上，我們還共同商定了創辦“作家之窗”專欄，以吸引著名作家和評論家及文學評論界的目光，擴大《鐘山》在首都及全國的影響，提升刊物的聲譽。為此策劃，他不僅親自帶領我拜訪他所熟悉的作家，還親自動筆為《鐘山》“作家之窗”專欄撰寫了關于李國文、王蒙等的作家論。這些作家論不僅擴大了《鐘山》的影響，成為大學當代文學教學中的重要參考資料，也充分展示大何作為當代評論家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大何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的突出貢獻。

　　作為戰友與同志，我更忘不了“文革”風暴和新時期前后，或在學部大院，或在河南五七干校，或在會上，或在他家中，議論文學發展趨向，探討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時，他那滔滔不絕知識淵博的演講，或是親切悅耳娓娓動聽的傾訴。雖然，出身西北農村的大何，比出身江南農村的我，年齡只大一歲，但我一直不僅是把他當作兄長，也當作師友相待的。我返回南京工作，他在北京上班，我倆的聯絡從未中斷，除了編務、寫作之外，每當逢年過節，我們總也忘不了電話聯系，互祝新年安好。2004年我倆退休之后，我赴承德旅游路過北京，他還幫我約見邵燕祥一家在新僑飯店歡愉聚餐，并攝制了兩張聚會照片�；貙幒�，我一直將照片置于書柜醒目之處。未曾想，這竟是我與他的最后一張紀念照片了。

　　大何走了，卻把作為戰友、文友和同志的悲痛，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中。雖然，近幾年來，歲月不饒人，我與昔日的一些戰友與文友大都已年近七老八十，年邁體弱，疾病纏身，其中大我幾歲的許公、欒兄前幾年均已作古，但未曾料想，大我一歲一向健康的大何遽爾辭世，離我而去。嗚乎大何，悲也大何！

　　得知大何病逝，我連夜翻閱他昔日贈我的文學專著和寫給我的書信，還有他給《鐘山》創刊二十年的親筆題詞，及參與《鐘山》太湖筆會時他與我及與會作家的合影。往事歷歷在目，悲情委實難抑，眼中的淚珠幾落筆下矣。

　　大何兄，你且一路走好！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定會在九泉之下再次相聚的。有許公、欒兄還有我和你相伴，你不會孤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