鏈接現實與歷史的深度敘事(鄧暉)

——解讀秦嶺的中篇《借命時代的家鄉》

　　作家秦嶺的鄉村題材小說，總能讓讀者在現實與歷史的相互關照中獲得對中國鄉村的縱深認知和廣角觀察。他的中篇近作《借命時代的家鄉》以西部干旱的“家鄉”為背景，讓“借命”敘事環繞在歷史陣痛和時代變革之間，一幅別開生面的農村世相風俗畫頓時展現開來，再度給予我們酣暢淋漓的閱讀快感和對鄉村社會的深深思索。

　　借命，曾經是中國農村非常普遍的流行語，它容易讓我們想到漸漸湮沒于歷史的招婿、童養媳、娃娃親、兩換親、買賣婦女兒童的時代，可是隨著農村社會的急劇變革和生存環境的惡化，空巢村、光棍村比比皆是，古老的“借命”現象死灰復燃，愈演愈烈，成為維系鄉村農民娶嫁、生存、宗親關系的無奈選擇。 《借命時代的家鄉》在第一時間把讀者拉到了農民用“借命”方式與命運抗爭的現場。世代廝守在干旱小村尖山的董、茍兩個家族在漫長歲月的不同境遇中，為生命之水，對峙、博弈互不停息。進入新時期，不甘“借命”求生的知識青年董建泉被迫實施心靈突圍，他背棄“借命”結發的存喜，隱姓埋名混跡浩蕩的打工大軍之中，卻又在礦區獲得了同樣期待“借命”的姑娘彩鳳的愛。他擺脫“借命”的家鄉，又在異鄉“借命”成功。在彩鳳的協助下，成長為遠近聞名的養牛大戶和致富能人，但是，他同時又陷入背叛家鄉、褻瀆宗親、拋棄發妻的靈魂煎熬。面對早已再次“借命”招了智障上門女婿的存喜，他試圖給予幫助，但在傳統道德的高壓線與物欲社會的規則之間一籌莫展；面對宗親高堂對他的拒不接納，他千方百計尋求認祖歸宗的途徑，但他又在倫理的審判席上進退兩難；面對市場經濟對天地良心的挑戰，“借命”似乎成為他唯一能夠解開命運的鑰匙，他不得不被動入俗，靈魂出竅，在茍家的打壓、“官二代”的淫威、市場的潛規則之間一步步迎合、適應、融入，艱難開辟作為普通農民創業的路徑�？v觀世相，董建泉無疑是這一代農民的代表和縮影。

　　可貴的是，小說沒有像同類題材那樣無節制地描摹農民抗爭命運的種種不堪，而是收緊筆鋒，讓中國農村傳統的宗親、家族、道德觀念，牢牢拽著他靈魂出竅的風箏，這體現了作者對農村社會科學而客觀的判斷，也為主人公的形象打上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烙印，更加血肉豐滿，呼之欲出。作者非常清楚，無論農村社會怎樣變革、扭曲、變異，農村傳統宗親、家族、道德的力量，始終是農民精神家園的救命草。小說觀察中國鄉村的難度，在于到底是現實遮蔽歷史，還是歷史洞穿現實。若沒有這點敏感，所有的鄉土敘事，一定會輕飄，而這篇作品把鄉村的歷史與現實通過“借命”敘事鏈接得天衣無縫，為我們提供了考察農村現實的新界面、新渠道和新視野。

　　“文學即人學” 。文學秉持人性，替人傳情達意，而非迎合世俗、投機應景和時尚。這篇小說正是把凸顯人的困惑，理解人的苦難，特別是彰顯人的情懷作為其文學表達的第一要義。趨炎附勢的茍發昌判刑入獄，我們看到了他身上極端的小農意識，看到了他渴望攀附“官二代”分得市場一杯羹肴的油滑嘴臉，但同時也看到了他匿名資助存喜的善舉和一位墮落農民心靈深處的一抹光亮。董建泉和茍發昌為了尊嚴(不排除光宗耀祖的念想)彼此排斥、斗爭，為了“借命”又相互妥協、包容，誰也看不清對方的心靈底色，但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一個“家鄉”存在，“家鄉”成為游子們“借命”的紐帶和宿命。小說中提到的小三、二奶、洗發妹這些“借命”掙扎在底層的弱勢群體，作者用生存的邏輯給了她們憐憫和理由。特別是當彩鳳發現丈夫再續舊情與存喜幽會時，她不但沒有像普通農村婦女那樣瘋狂反擊，而是以既得利益者的“良心”和“胸襟” ，保持了冷靜和包容，這是當下農村社會另一種人格的重塑和靈魂的救贖。幾十年來，董家替茍家背著“先輩曾背‘土匪’ (實際上是解放軍傷病員)過河”的歷史“罪行”而屢遭運動浩劫，后來，當官居要津的被救者的“官二代”們千方百計找到尖山報恩時，董建泉的父親不僅極力否認，甚至決心把當年“土匪”留下的報恩條子帶進棺材，他想埋葬的何止是一份真相？何止是一份“借命”時代的證據？當這樣的選擇來自一位普通農民，我們對當下中國農民精神的判斷，無疑多了一個洞開的巨大窗口。

　　《借命時代的家鄉》的成功絕非偶然。生活在天津的秦嶺，本身在甘肅天水鄉村長大，對干旱缺水帶給農民的精神沖擊有著切身感受，近年又有機緣行走中國鄉村，深入考察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的現狀，出版了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長篇紀實文學《在水一方》 ，這為他用小說形式呈現中國農民的精神質地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提供了豐厚的生活積累。同屬其“水系列”的短篇《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曾引起廣泛熱議，被業界認為是“堪稱個例的大愛敘事” ，到了《借命時代的家鄉》 ，我們不難找到深度小說的根系、土壤和文化淵源。

　　以水為背景展示中國鄉村，秦嶺顯然是有備而來。 《借命時代的家鄉》獨特且發散著異質氣息的文學面貌，讓我們對他充滿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