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泰昌：走進葉圣陶家大院

　　今年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新中國中小學教材建設開拓者和奠基人葉圣陶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段乃噲蟆吩�副主編吳泰昌寫的《我了解的葉圣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從他與晚年葉圣陶近距離交往的獨特角度，用樸實、紀實的文字，從不同方面，真實地勾勒葉老的人生軌跡和人品文品。

　

　　前不久，我們北大同學相聚，在西城一位同學家里，約定中午十一時。大家陸續匯齊，已近下午一時了，不是交通堵塞，而是他的居處周圍新樓聳立，原來熟悉的小道也拓寬了，明明知道那小院在那里，偏偏就是難以走近它。大家在刺骨的寒風中，深切地感到北京城市的快速變化。但也有些城市角落變化的足跡極小，還是我半個世紀前來京時的印象，就像東四一帶那十幾條胡同里一座座幽深的四合院。

　　東四八條，是我跑得較勤留下記憶較多的一條胡同。1975年秋天，《人民文學》雜志復刊，我從河北調回北京，就是先到這家刊物工作，編輯部就在八條一幢小樓里。樓的對面，是一座大宅院。這座四合大院是東城區舊居保護單位，可想它的年頭，和它主人的名聲。這些我從未探詢過，至今也不明晰。我只知道1958年葉圣陶先生就住在這里。當時我們北大中文系1955級同學正在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我參加近現代部分的寫作，曾冒昧地寫信向葉老請教。葉老很快回了我一封信，約定了時間在東四八條71號接見我。后來因葉老臨時有事取消了這次接見，但八條71號我卻牢牢地記住了。當我第一天到《人民文學》雜志社上班時，自行車剛放下，轉身就見到了門牌上的“71”，我暗自欣喜。二十年后，我準會有機會見到他——我崇敬的葉老，準會有機會聽取他的指教。

　　建國后，葉老長期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我有幾位師弟在他手下做編輯工作，多次提醒我葉老對編輯出版工作要求極為嚴格，他的工作作風是一貫的嚴謹、認真。我帶著這點心理準備登門去向葉老求稿了。中國作家協會所屬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了�！度嗣裎膶W》是最早復刊的，中國作協當時尚未恢復，刊物歸出版局管轄。編輯人員多半是《人民文學》原班底的，我是原《文藝報》的，又外調了一些人員。在那個年代，在那個特殊的環境里，《人民文學》的復刊，給文藝界帶來一些希望�？�物領導動員我們積極組織一些可以亮相的名人的稿件。副主編嚴文井一再催促我，趕快去向葉老求援。

　　我勇敢地敲開了大門，徑直走向后院。我知道葉老有早起的習慣。最初我多選擇清晨上班前去，經常見到的是，葉老戴耳機在聽廣播，至善在伏案工作。葉老幾乎每次都滿足我們的請求。我常常帶著庭院里的那棵時而茂盛、時而光禿的海棠樹的印記興沖沖地跑回編輯部。

　　1976年10月24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盛會，我請葉老為刊物寫首詞。第三天上班時，我就收到他送來的大作，并附了一封給我的信：“泰昌同志：承囑寫稿，勉成《滿江紅》一闋，今送上請同志們審閱。排版時希望照此式樣，校樣來時，讓我看一下，想都能辦到。即請刻安。葉圣陶10月29日上午。收到時希來一電話，我處電話號碼為四四二四八八�！�

　　讀著葉老的這封信，既感動又不安。感動的是，德高望重的葉老字斟句酌之作，還要請“同志們審閱”，足見他對晚輩編輯工作的尊重。

　　“排版時希望照此式樣，校樣來時，讓我看一下”，足見葉老辦事之認真，為人著想。作為一名合格的編輯，葉老這些要求，理應主動去做的，為什么葉老要強調說明他這些要求“想都能辦到”，就因為，我們曾編發葉老大作時沒有做到。

　　在此之前不久，葉老曾給我一封信，他在這信中說：“剛才接到《人民文學》九月號，看了目錄，十頁魏作，三十四頁曉星作，五十八頁拙作，題下都加括弧，內排‘詩’。這三題都標明詞牌，是‘詞’不是‘詩’顯然可知�，F在看報上文章，聽人口頭說話，我從而知道有些人已經不分‘詩’和‘詞’了�！度嗣裎膶W》在目錄里這樣寫，將會推進不分‘詩’和‘詞’的趨勢。這好不好，似乎可以考慮。我懶得去查以前各期，不知道以前在目錄里對于‘詞’怎么處理的。還有三十三頁光未然之作是‘詩’，目錄里沒有標明。葉圣陶十月六日下午�！�

　　說實話，如果不是我當時已感受葉老為人的大度寬容，對晚輩的愛護，讀了他這封信后，我是絕沒有臉面再去請他賜稿的。葉老自己的作品發表前反復斟酌。1976年11月1日上班時，我剛收到他家里人送來的一篇文章，不到一小時，又收到他送來給我的一封短信，“拙稿匆促送上，經重新斟酌，有好幾個字需要改動。因此，待排樣送到時，務希交下，容我自己校畢。不勝盼禱。順請刻安。葉圣陶十一月一日上午�！�

　　我記住他常說的這句話，寫作、編輯，為的就是讀者。在日常交談時，葉老的言語也是十分認真的。有次我聽他談文壇新發生的一些事，我前腳回辦公室，剛沏上茶，就收到他派人送來的一封信，告我剛剛他談的某個情況人名記錯了，叫我別再外傳。至善長期與葉老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寫作、為人的嚴謹、認真，深受其父的影響。1983年，至善、至誠兄弟編輯出版了《葉圣陶散文》(甲集)，�？�之精細不說，內容之豐富令人對散文大家葉老有了更充實新鮮的認識。編者花了很大功夫，查找到了葉老建國前用各種筆名發表的散文有五十多萬字，又經葉老本人和編者篩選，甲集里收錄了近四十萬字。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葉圣陶集》，是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選的，在我閱讀近些年各地出版的諸多《全集》《文集》中，我以為《葉圣陶集》至少在注釋交代之翔實、說明扼要準確方面是突出的。

　　葉老是位非常念舊、重感情且愛憎分明的長者。他與長篇小說《風雷》的作者陳登科，估計沒有太多的往來。但他知道陳登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風雷》遭難，這個“難”還殃及該書責編江曉天，非常氣憤。1978年5月，登科從安徽來京，要我向葉老代求墨寶。葉老很快就寫了《書贈陳登科》：“誣指風雷是謗書，到今魑魅竟如何？料因皖境新猷富，正喜揮毫綽有余�！比~老在當天的日記中點出“新猷”系指萬里同志。萬里時任安徽省省委書記。上海魏紹昌先生，是位對文藝史料癡迷的收藏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趙丹和白楊書畫合作，為他搞了本《紅樓夢詠菊詩意圖》，趙丹畫菊花，白楊錄書中諸人之詩。魏先生請京滬文化界一些名人為該“圖冊”題詩詞或跋文。1979年5月，當“圖冊”傳到葉老處，他很快題了詩：

　　舞臺聯璧群稱久，文苑交輝我見初。老眼晴窗洵一樂，趙丹畫與白楊書。紅樓分詠菊花詩，詩與其人才性宜。此是雪芹高手筆，不徒對話耐尋思。

　　1980年10月10日凌晨，人民藝術家趙丹同志病逝，為了紀念他，文化部、中國文聯于10月20日下午在首都劇場舉行悼念趙丹同志大會，請葉老出席，葉老時在病中，他執意要去。那天上午至善正好另有會議必須參加，因這個紀念大會也請了我，至善請我陪葉老去。會進行一半時，葉老發燒了，得趕快回家。上車前，葉老還囑咐我向會議主持人說明，他請假先走了。

　　1984年，上�！段膮R報》曾約我寫“書山偶涉”專欄，第一篇我寫了《最早評論<子夜>的文字》，說的是1933年1月出版的第三十一號《中學生》雜志的扉頁上有一則介紹茅盾《子夜》的提要。我在文中說這則提要很可能出自同是出版《子夜》的開明書店和《中學生》雜志的主要編輯葉圣陶之手。葉老看了拙作后對我說，這則提要可能是徐調孚寫的，如查實確是調孚先生寫的，叫我以后有機會時更正一下。我告他有文章說他當年看重《子夜》，特意題簽。葉老說，看重是事實，題簽也是事實，但特意就未必了，因為當年開明出版的不少書的書名都是我書寫的。

　　1978年《文藝報》復刊后，我又回到《文藝報》工作。辦公地點離葉老家稍遠，但騎自行車還順路。復刊之后的《文藝報》，急需一些有分量的文學大評論。促使我想去請葉老寫評論，是因為葉老寫過大量的現代名著的評論。最直接的因素是，1962年我的北大同級同學孫幼軍出版了童話《小布頭奇遇記》，受到葉老賞識，并發表《談談<小布頭奇遇記>》，我決心去試試。當時作家于敏剛出版了長篇小說《第一個回合》，是寫解放初經濟恢復時期東北某個鋼鐵基地的故事，《文藝報》想評論一下。我向葉老提出這個請求，葉老說現在眼睛越來越不管用，看書報戴了老花眼鏡還得加個放大鏡。聽了他的話，我頓然感到我這個請求太不近情理，雖然葉老當場并未拒絕�；貓笊缯勂�，都說太難為葉老了，別再催。此后我幾次去葉家，都不再提及此事。5月下旬，全國文聯在西苑飯店開會，我在大會工作，突然收到葉老通過大會辦公室轉寄給我的信：“泰昌同志：我參加出外參觀學習，未能出席文聯的會。你囑我寫《第一個回合》的介紹，已經勉力寫成，請駕臨我寓取去。為陳登科同志寫的字，可以同時取去。下月中旬末回來，屆時希望來談談，即問近佳。葉圣陶五月二十六日�！�

　　取回介紹《第一個回合》的文章，才知道葉老是從收音機里陸續聽完這部小說的，一天半小時，聽了三個來月。所以用的題目是《我聽了<第一個回合>》。文章不短，數千言。葉老對小說中的情節、人物、描述均有細致的分析�？梢韵胍�，他每天聽半小時，一邊聽，一邊記。為何葉老那般有毅力有熱情地評論這部小說呢？他在文中寫道：“這部小說寫的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題目叫《第一個回合》，也很有意思�，F在，咱們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回合，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把咱們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這個時候，回顧一下解放后‘第一個回合’，回顧一下‘第一個回合’的勝利是怎么得來的，將會鼓舞咱們的斗志，堅定咱們的信心。所以我幾乎逢人就介紹這部小說，現在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也在于此�！�

　　方之的《內奸》榮獲1979年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清楚他和葉至誠志同道合、私交甚篤，寫信給同在南京的至誠，請他們倆分別或聯名為我們寫一篇。第十期《文藝報》發表了方之、葉至誠的《也算經驗》。不久，方之因病去世了。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編輯部叫我物色一位合適的作者寫篇紀念文章，我想到了至誠。我寫信給至誠，很快他就寄來了《方之的死》。他在隨文章同寄給我的信中說：“《方之的死》我也以為在《文藝報》上發表的好，與《也算經驗》相響應，向讀者交代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一位有才華、有良心的青年作者的結局。寫這篇短文，心中有一種憤慨，誰說十七年的文藝路線完全正確呢？把事實擺出來看看�！薄斗街�的死》在1980年第一期的《文藝報》刊發后反應很好。這不僅是至誠散文創作中的佳作，也是1980年散文創作中的碩果。

　　有次我去葉老家，同他談起至誠的這篇文章，他說，好文章不在長短，重要的是要有感而發。由此我聯想起，葉老的摯友夏丏尊先生1946年懷著滿腔憂憤去世，葉老寫了三百多字的短文：《從此不再聽見他的聲音》。1988年，葉老去世后，每當我走進71號大院，葉老那洪亮的聲音依然在耳邊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