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是2014年吉林省農民文學創作的巨大收獲,該文集共收錄14位農民作家的27篇小說創作,包括李清林等人的短篇小說6篇,吳秀峰等人的小小說19題,翟妍、孫維恒的中篇小說各1篇,這些小說文體各異、內容紛呈、視野開闊且緊密貼近社會現實,對都市化進程中鄉村倫理秩序的變遷與諸種社會問題進行了多維度的文學呈現、現實描摹、詩性觀照與理性反思。
20世紀以來,中國的鄉土小說主要具有鄉土寫實和鄉土抒情兩個傳統。1990年以來,中國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變革與挑戰、深度與廣度沖擊著鄉村固有的文化傳統、社會心理、倫理模式,并由此引發了種種社會問題,進而導致在新世紀鄉村文學敘事中現實主義傳統占據了主流,而抒情傳統逐漸淡化。綜觀《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中的作品,卻在這一方面多有突破,雖然多用現實主義的筆法描寫社會轉型期鄉村世界的方方面面,但也不乏對當代鄉村自然美、人情美的詩性觀照,以及對農民苦難和生存困境的荒誕化揭示,從現實批判到鄉情頌歌,從生態焦慮到生存困境,從離鄉進城到離城返鄉,從移風易俗到村政選舉等皆有所呈現,體現出了“草根”文化視野中原生態的、當下性的鄉村生活圖景,并呈現出鮮明的問題意識。
首先,對生態危機的正視及深刻焦慮。如李清林的短篇小說《凈土》以詩意的筆法描繪了未開發前的鷹嘴巖、杏花湖、“神泉”的美輪美奐的自然景觀,以及以老陸為代表的村民們淳樸自然的人性美、人情美。出于對招商引資背景下村社被開發后“凈土”消失、人事更易的深切憂慮,村民們想方設法地守護自己的家園,卻最終以失敗告終。在對這一過程的描述中流露出了作者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無限向往及好景不再的挽歌情懷。吳秀峰的《老穩放羊》描寫了草原被耕地吞并前的原生態美景及牧民老穩所過的自在生活,以及草原逐漸被耕地吞并后自然生態與牧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在對比中呈現出鮮明的生態意識。
其次,對鄉村倫理關系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深切關注。肖木江的《舞者》、王松林的《表弟破關》《離婚的理由》、王景發的《張二倔子與李小摳》《扒隔墻》等作品從不同角度表現出了鄉村現代化進程中婆媳、夫妻、鄰里之間的關系因思想觀念的日益開放、文化生活方式的日益豐富而逐漸呈現出了新的面貌,梁紅杏與婆婆之間因跳舞而爆發的家庭沖突悄然彌合,張二倔子與李小摳之間因借錢而引發的“誤會”最終消除,李家和趙家因“圍墻”而導致的心理隔閡及問題的自然解決,妻子對建立在心靈溝通與精神契合基礎之上的婚姻關系的渴望與尋求等,都展現出了社會轉型期鄉村社會倫理關系的變遷及新人新貌。
再次,對農民苦難及生存困境的揭示。齊振波的小說《二狗的傷疤》、丁銘春的《鬼火》、吳秀峰的《大張趕集》《那年月的一頭豬》、蔡艷文的《春
天里那個百花開》、宋玉文的《死的糾結》、王松林的《溫暖》等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維度展現了農民所遭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如政治壓迫、現實欺騙、生活苦難等,深刻揭示了他們上天入地無所歸依的生命困境與糾結狀態,表現了他們對愛、公正、溫暖等人間真情的渴求。
最后,對鄉村政治及權力結構的冷靜審視。翟妍《塵土的味道》、孫維恒《黑月亮》、張志民的《回鄉》、蔡艷文《春天里那個百花開》、張君《路邊有塊田》、郝興來《小片荒》、王景發《胸襟》等則從不同側面表現了對鄉村政治、干群關系及權力構成的不同理解,既贊美了克己奉公、不計私利、為民著想的“清官”形象,如《小片荒》中林業站站長張洪明、《胸襟》中的老支書,也批判了私欲叢生、營私舞弊、弄權鉆營的“貪官”形象,如《塵土的味道》中的村長、《春天里那個百花開》中的村長、《黑月亮》中的茍所長、村長、婦女主任,《回鄉》中的村長趙三、潘大小子,《路邊有塊田》中的村長黑鐵等,尤其對后者的塑造,不僅揭示出了當代農民苦難的重要源頭,也體現出了對鄉村政治權力關系的深刻考察。在中國農村,和農民生活最接近、最息息相關的權力人物就是村長,而村長的失職與權力欲望的泛濫是造成干群關系緊張、鄉村倫理道德的墮落與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回鄉》和《路邊有塊田》中的村長外,其他幾篇小說中的村官(包括村長)形象都沒有名字,但他們的行為方式卻極具共性特征:欺男霸女、官官相護、猥瑣不堪,從而呈現出了鮮明的符號化意味。在他們的權力壓制之下,農民們有的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忍讓屈從,如《黑月亮》中的羅鍋子、桃子一家,有的則忍無可忍奮起反抗,如《春天里那個百花開》中的彩云,還有一些人則為了蠅頭小利或個人欲求而自甘墮落,如《塵土的味道》中的大美,表現出了鄉情百態與人性的復雜,提出了重建鄉村倫理道德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而《回鄉》中對“村選”過程中村民的淡漠反應及候選人四處花錢拉票現象的深刻揭露,又體現了對鄉村政治體制建設的深切思考:要想真正通過“民選”實現鄉村的民主目前來看還任重而道遠,但《路邊有塊田》中村長黑鐵的下臺與村民的解放卻又預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走向。
綜上所述,《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中的作品全部出自我省土生土長的農民作家之手,不同于知識分子身份的作家長期以來居于城市而與鄉村生活的疏離,這些作家的本色始終是農民,他們一邊務農一邊創作,在“為稻粱謀”的同時亦堅持著自己的文學理想,在切身的現實生活體驗中蘊含了對“三農”問題的深切憂慮與個人擔當,雖然文風質樸,水平也參差不齊,但卻是真正的“在生存中寫作”的新鄉村問題小說,體現了農民的文化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