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歷史的曲筆與隱喻(桑大鵬)

——杜鴻長篇小說《琵琶弦上說》解讀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命題：既言“直面” ，何來“曲筆”與“隱喻” ？但小說文本本身形成了這樣的品格。小說的內容寫楊端正、楊老四父子兩代人的革命故事，因琵琶鎮來了一股四川潰散的棒子土匪，騷擾地方，楊端正告到縣政府和警察局，但得知官匪合流，只好參加神兵以求自保，最后失敗，楊端正只身逃出，化身為巫師，暗中輔助自己的兒子繼續革命。與此同時，琵琶鎮大地主周大山偽裝革命，混得革命隊伍的信任，實則為內奸，但楊端正父子失察，反倒充分倚重周大山，每次重大革命活動的情報被敵人充分掌握，在關鍵時刻功敗垂成，楊老四土地革命、解放窮人的愿望也以破產告終。

　　小說是直面歷史的，是對最初共產黨領導底層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以及還鄉團反撲之真實歷史的敘述，其中對于底層人物和生活的敘寫也十分逼近歷史的真實，但這時代太過復雜，小說有一段傾訴發人深省，作者借周復興(即楊端正的化身巫師算命先生)之口說道：“我們的國家，歷來就是迷信造就了這個世界的迷信，造就了這個世界的荒誕，造就了這個世界的麻木，造就了這個世界對苦難順理成章的接受和理解，造就了一種人吃另一種人成為家常便飯的事實，造就了虎狼一般的私心……”

　　周復興的傾訴是對歷史與現實的隱喻，在他的冷靜透視中，一切直敘都應翻轉，一切都有意味。周化身為算命的巫師本就是智慧的選擇，這一方面是繼續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試圖以“神我”抓住意義的努力。但事件波詭云譎，世界與人性超出一切人的想象力，意義永遠走在人的前面，留下的只是人對意義的事后思索。細讀小說文本，我們發現至少有如下隱喻：

　　一、隱喻人性困境。如周所說：“我們的國家，歷來就是迷信造就了這個世界的迷信，造就了這個世界的荒誕，造就了這個世界的麻木。 ”如果不

　　是共產黨起而革命，廣大底層民眾個個麻木，他們安于現狀，認為苦難和貧困是命該如此。他們身上也帶著主流意識的弱點，一旦他們開始行動，弱點就發揮作用，于是革命變得至艱至危，他們的弱點有可能吞噬自己，革命到最玄微之出，往往是自己導致失敗，楊端正的兩次革命，第一次是輕敵，第二次是失察，革命本質是革自身的命，但誰意識到呢？進一步講，誰又愿意呢？

　　二、隱喻歷史。中國歷來是禮儀之邦，但幾千年的禮樂教化訓練出的并不是謙讓有禮的國民，而是冷對他者眼淚與鮮血的人，“禮”無疑是一塊圍裹獸性的遮羞布，我們對別人的苦難視若無睹，“虎狼一般的私心”使人們在他者遭遇苦難時落井下石，甚或趁機出手打劫。在大地主魯少達被瓦解后，殘疾人、鐵匠英檡分到了他想望已久、望塵莫及的地主小老婆醒豆兒，卻又對自己是否有這福分而惴惴不安，疑神疑鬼，機竅別出，擔心誰勢力強大，又可搶走醒豆兒。這正是國人的本性，是我們的歷史曲折而永遠原地踏步的原因。小說的敘事無疑也達到了歷史的隱喻。

　　三、隱喻現實。人們都希望通過革命改變自己的生存困境，撈到好處，而不是推動歷史的進步，人們都太關注眼前的利益，而沒有考慮隊伍的整肅問題，于是集體失察，周大山輕易取得了人們的信任，他給人們的好處太多了，輕易將隊伍的行動情報騙到手，于是革命土崩瓦解。想想現實的個人和社會，貪官污吏大肆攫取，導致財富兩極分化，底層人失望已極，國家岌岌可危，我們不應警策嗎？

　　綜上所述，作者盡可能保持客觀和中立敘事，遵循因果律寫出人性與歷史優缺點的相關結果，而留給人們思考的余地，對各種苦難與不幸不分階級地保有大悲憫和矜哀，使文本流露出濃郁的慈悲之情，而作者站在歷史之上，靜觀歷史按黑格爾式的“正、反、合”之辯證邏輯運演，演出無數輪回和悲歡離合，留給作者和后人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