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知音(蔣泥)

　　王干先生成名太早，不說他19歲發表處女作，20多歲在《文學評論》連續推出數篇研究朦朧詩的鴻篇雄文，單表他26歲在《讀書》上發表的時下所謂“酷評”，評議的對象正是當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題目是《反文化的失敗——莫言近期小說批判》。莫言聽說后開始很吃驚，找來一讀，發現原來表揚居多，批評居少。不禁哈哈一笑，虛心接納。

　　就是這么一篇文章，引起了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的注意，以為此人大有來頭，并在電話里向王蒙鄭重推薦，自此“二王”惺惺相惜，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忘年之誼。

　　擺在我案頭的 《在場——王干三十年文論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題目起得好不得意——真正的“新時期文學”也就三十年，而王干做了三十年的作家作品論，從頭到尾都“在場”，是作家們的真知音，也是一個“老資格”！

　　不知道的會以為王干一定是一位年近耋耄的大先生了，豈知他剛過半百之年。

　　成了大名的王干，讓每一位作家都愿意掏出心窩子，他閱人甚多，其論也就處處見肉，不時冒出人無我有的掌故，寫來興味盎然。

　　譬如他對蘇童的家族歷史如數家珍。第一次見蘇童，23歲的蘇童吃草莓吃醉了，倒在床上說一些美麗的胡話和笑話。草莓是紅色，王干由此聯想到蘇童作品里的紅月亮、紅罌粟以及后來的紅粉系列小說。認為蘇童筆下的“紅”，“幾乎全部散布著腐朽的美麗氣息”(103頁)。張藝謀仿佛揣著了蘇童的真意，將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名為《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成電影。

　　其實蘇童的“第一個戀人也就是現在的夫人”，名字里也帶了“紅”字。以至于細心的王干總結蘇童作品人物的名字時發現，不少是“ong”音，如頌蓮的頌(《妻妾成群》)，靈虹的虹(《井中男孩》)，五龍的龍(《米》)，殷紅的紅(《傷心的舞蹈》)等等。

　　王干對王蒙在新疆插隊時期的人民公社的名字，都是脫口而出，足見他對王蒙的作品有多熟。透過王蒙的經歷來看他的小說，王干認為，“王蒙的小說中只有青春和政治，愛情只是它們二者之間的混合物，當政治不能充分燃燒時，青春才會轉化為愛的小夜曲”(127頁)。

　　我覺得再也沒有比這個判斷更為準確的了。

　　王蒙先生大概是當代離政治最近而成就最大的一位小說家。他出身“少共”，經歷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也就始終在編織“當代中國政治的種種色彩”。

　　王蒙告訴王干，年輕一代對政治不感興趣，對過去的歷史也很隔膜，他在后期的“季節”系列長篇里，不得不伸入過去一直回避的領域，那就是性生活、性心理、性行為。

　　或許這是“聰明的老王”想出的調劑之法？

　　和王干最知心的作家，我覺得應該是同鄉汪曾祺。將來寫汪曾祺評傳，王干是第一人。因為汪老的一些趣味、脾性，有的連兒女都不知道，但王干知道。他們常在一起喝酒海聊。

　　由于王干是“老頭子”的好朋友，弄得年齡比王干大出許多的汪曾祺的長子汪朗，每見王干，都得執晚輩禮。而年紀輕輕的王干，早早以“干老”之名，動之江湖，一副心安理得、受之愛之的樣子，真叫我莫名其妙。

　　看來文壇上的輩分，是不是“某老”，不是以年齡，而是以出道長短定論的吧？

　　有的人四五十歲才沖出地平線，步入文壇，那他就得定位于“年輕作家”，不能冠之以老。

　　比如大器晚成的章詒和先生，62歲橫空出世，這樣的例子十分罕見。她的心態倒特別年輕，如今過了古稀之年，從沒聽說誰肯尊叫她一聲“章老”的。

　　王干稱呼汪曾祺，當然都是“汪老”啦。黃裳曾如此形容“汪老”，說“他的一切，都是詩”。代表作 《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等等，也無一不是詩。

　　王干說，汪曾祺小時候有過一段寺院生活的經歷，這段生活寫進了《受戒》(296頁)。汪曾祺的“祺”和佛教相關。汪的語言充滿禪味。他甚至按佛經的格式寫過《釋迦牟尼傳》，可惜看到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