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二十年”紀事——讀袁晞《冷戰時代的我們》(虞金星)

《冷戰時代的我們》袁晞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我所接受的“歷史通論”式的知識里，中國和蘇聯從新中國成立初建交締約到1960年代關系破裂，兩黨兩國關系的變化顯得十分突兀。結盟與反目都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以為一夜之間，蘇聯就從“老大哥”變成了“蘇修”，就像兄弟分家決裂一樣。袁晞的《冷戰時代的我們》，終于讓我補足了“決裂”背后缺失的那部分過程的知識。

　　“中蘇兩國締新約”一章告訴我，1950年2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并不是一份水到渠成、“在懇切與友好的相互諒解的氣氛”中達成的協議，相反，它經歷了極其艱難的談判過程。平生第一次出國到莫斯科會晤斯大林的毛澤東，對初次會談的結果非常不滿意，甚至寧愿“在別墅里睡大覺”。即使對這一協議本身，當時的國內也不是沒有不同意見。而這種狀況，則可以追溯聯系到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中蘇兩黨的歷史關系，甚至中蘇兩國的恩怨利益。這些歷史與現實，又草蛇灰線綿延至講述“中蘇關系的破裂”的另一章中，使這一上世紀六十年代影響世界格局更影響幾代中國人的事件，既有五十年代的伏筆，又有1963—1964年之間“九評”所標識的在理論上的決裂。

　　“中蘇兩國締新約”與“中蘇關系的破裂”，是《冷戰時代的我們》一書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所挑選的十九樁大事件之二。顯然，袁晞采取的并不是通論的形式，而是如他自己在“后記”中所說，“有點兒像中國史書中的紀事本末體”。這樣的寫法，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以事件為中心，更像講故事，有頭有尾，每個故事自成一體，避免了通史平均用力的平淡，又免去了為趕“歷史”的進度而不斷快進，自束手腳。這樣的體例寫法，最適合那些對于歷史大脈絡有些模糊了解、又對細節了解模糊的讀者。得益于歷史教育，我們大部分都屬于這樣的讀者——我們早已跨過了了解歷史大概的階段，卻多還停留在更豐富的歷史現場門外。

　　于《冷戰時代的我們》所寫的這段歷史，袁晞有特殊的優勢。他自己是1950年代生人，親身經歷或者說直接間接地受到冷戰大歷史、小環境的影響，后來又長期在中國最重要的新聞機構新華社、人民日報供職，并以閱讀豐厚著稱，能夠以更寬的視角、更廣的心態看待歷史的動靜之變。所以，我們在里面能夠看到他對相應的《人民日報》、新華社消息與評論的條縷析解，分析文法與語匯背后的歷史曲折與政治含義；能看到他以十多年陸續搜集的英國文獻譯本、包括三十四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在內的蘇聯東歐文本為對應，串聯起那二十年大事件中的“我們”、蘇聯與西方。在冷靜的歷史故事敘述之間，少年袁晞又偶爾閃現出來，讓大時代的“我們”里，出現一個更微觀的“我”：

　　“當年每有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文章，往往是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前一天的晚上八點，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播出……大喇叭的聲音四處都能聽見。少年時代的我對文章的內容似懂非懂，但播音員那高亢的、不容辯駁的聲音讓人既興奮又有點兒害怕，那種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這個“我”，或許是另一個層面上的“我們”。這或許也是《冷戰時代的我們》這個書名的含義蘊藉之處。通常所說的“冷戰時代”，主角是“爭霸”的美蘇，但這本書顯然無意于講純粹的外國故事，而是致力于呈現這個背景中的中國故事，包括那個時代的中國如何反應、如何面對，甚至如何介入。但這個“我們”，顯然也不只是國家層面上的，它同樣是指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接受到歷史信息的每個個體——他們當年如何獲取關于這些事件的信息，又獲取到了怎樣的信息。

　　設身處地，或許是《冷戰時代的我們》這本“紀事本末體”歷史書，比之《明史紀事本末》那樣遙遠的故事，更吸引人的讀法之一：如果當年的“我們”，是今天的我們；如果今天的我們，處在當年“我們”所處的境地里，一切會是怎樣？

　　“歷史無法假設”，倘若一定要去體會這句話里的情緒，我想，其中會有難以抑制的沮喪，比如想象在某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當事者為什么偏偏沒有做另一種今天看起來應該更好的選擇；當然，其中恐怕也會有慶幸，畢竟，導向毀滅的選擇，也不是不存在的，而我們畢竟尚未毀滅。這種復雜的情緒，或許就是袁晞在“導言”中所傳達的，“我們確實錯過了許許多多，但也慶幸戰火沒有蔓延到中國，慶幸核大戰終究沒有發生”。

　　而歷史無法假設，也只是說歷史已經發生，并不代表我們已經掌握歷史�；蛟S這就是如《冷戰時代的我們》這樣的歷史寫作及歷史閱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