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杰：站在散文的懸崖邊上跳舞(王冰)

　　上世紀90年代的散文創作是在動態中不斷變動、分裂、衍化的，其中伴隨著散文創作主旨、創作手法、創作文體、創作理論以及創作觀念的更新，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一個散文作家在當下散文寫作的位置和作用，準確判斷當今散文寫作的具體操作技術的優劣，并且能夠從中深度觀察人性的覺醒與演進，進而可以推知、探討散文創作的本體意義和文化性質，以及以上因素對散文寫作產生的潛在影響。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考察張宏杰的散文，可以看出，他同樣在散文寫作實踐中努力前行，并時時站在散文的懸崖邊上，通過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眺望、觀察和解剖，試圖開辟一條屬于自己的獨特道路，并以此來實現自己的寫作夢想。

　　記得清初錢謙益曾嚴詞抨擊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的擬古主張，從而打亂了明清以來獨尊盛唐的統治，鼓勵了一種能發揮個體性情的創作興起。作為一種呼應，比當時詩壇宗師王漁洋年長8歲的蘇州人葉燮(橫山)，認為“詩文之道無定法”，而“法”有“死法”和“活法”之分。所謂“死法”是指拘泥于成法，此法當然要擯棄；所謂“活法”，是指作詩要自成一家。為此，一個作家在寫作中要有 “膽”、“識”、“才”、“力”。而“膽”、識”、“才”、“力”這四個字，在這里，還是能較為恰當地概括張宏杰歷史散文的寫作特色的�？梢赃@樣講，張宏杰的散文使人能夠在一段時間血脈賁張，激動不已，其中的原因，不僅是很多人像他一樣有著同樣的“文學青年”的種種經歷，而且是人們確實能夠從他的散文中，體驗到他在《自序：我的文學青年生涯》中所訴說的種種感受。

　　隨心所欲與“不逾矩的寫作”

　　應該說，張宏杰的創作是站在散文這一文體的懸崖邊上的，這需要一個人的“膽”。但這個“膽”卻是與“識”緊密相連的，這體現在張宏杰對散文內涵與外延的認識和把握上。

　　當今的散文寫作與散文研究并沒有理清“散文”這一觀念的內涵和外延，對于“散文”的文體界定、本質界定問題依然模糊，如此就致使本來就模糊不清的散文概念更加模糊。但是，散文作為一種文體，肯定有它的外延。一般來說，散文被定義為與小說、詩歌、戲劇并列的一種文學體裁，對它的解釋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而我是傾向于狹義的那種的，即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上發表《美文》時提出的那個概念，并稍稍擴大一些，因為一個定義如果將所有的東西都包括進去，那就意味著它將什么都要排除在外了。在觀念還沒有厘清的狀態下，散文作者創作的散文作品的面目是可想而知的。當散文寫作的基本常識已經被寫作者忽略或者淡忘的時候，能夠發現那些接近本質的東西，并用自己多年練就的表達方式和表達習慣，來完成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散文，已經成為每個散文作者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當然，張宏杰的寫作無論難易，都會歸入散文這一門類中去，因為其散文具備應有的構成要素。但是，他的散文又是游離于傳統意義上的散文創作，張宏杰的散文創作實踐，就是其在散文邊界的懸崖上的狂舞，他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忽視以上所說的散文應該具備的諸多要素，至少是在文字之間閃閃爍爍，這對于一個散文創作者來說，是需要一點冒險精神和膽略的。當然張宏杰的散文依然在一條正常的創作軌道上運行，里面有其對于散文文體的“洞見”，或者說對于散文寫作實踐中的“見識”，這使得他的散文創作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隨心所欲”，但又“不逾矩”。

　　就拿《無處收留：吳三桂》來說吧。

　　《無處收留：吳三桂》是張宏杰年輕之時的作品，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感覺到作者的激情，能感受到他對正史中所描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警惕。他盡自己所能，小心考證，大膽想象，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吳三桂的輝煌經歷，當然也是其悲劇的經歷。張宏杰舍棄了吳三桂在人們心中定性的臉譜，試圖從歷史的大背景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揭開吳三桂的面目，揭示那張臉之后的內心景象，又是什么將他的內心鑄造修剪成這一個樣子的。在文章中，作者發現了埋在歷史深處的諸多秘密，比如，他發現“大明朝的問題不在于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于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于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后，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比如他還發現“儒教的倫理規范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于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丑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蕩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當然還有其他，比如單就他筆下的吳三桂而言，他發現“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張宏杰還發現了吳三桂的目光短淺，發現了這個精明的投機者和真正的歷史偉人之間的差別�？梢哉f張宏杰的眼光和目力確非一般，他用他的膽識讓歷史人物站立在了我們面前，也讓那個時代環繞在了我們四周，從這里我們看到了作為散文作家張宏杰的“識”，這是與作者的“膽”拴在一起的兩個螞蚱，互為作用，缺一不可。

　　發現散文才能發現的真相

　　“識”通俗意義上就是發現，既然是發現，那么至少與別人有些不同，這個詞幾乎所有作家都知道，但做到的不多，或者說能發現呈現在作品中的鮮見，能擺脫寫作習俗，燃起文學創作不俗烽火的更是不易，要做到這些是需要作家的一種“識”的，否則就很難將一篇散文寫好。張宏杰的散文之所以寫得優秀，就是因為他胸中有識，由此就避免了與其他寫作者的重復，即使是沖撞，也不是在一條軌道上的沖撞。這在他的《曾國藩：意志力的化身》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張宏杰發現曾國藩一生成敗的關鍵詞，就是“意志力”，并認為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曾國藩不僅有‘大境界’，還有‘大本領’，這是他從頑強剛毅中鍛煉出來的”。雖然曾國藩“生平短于才”、“秉質愚柔”、“最鈍拙”，但“他把儒家精神中剛健有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志誠慎獨等優良品質鑄到自己身上，滌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虛偽、陰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達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而這只是傳統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國藩身上，在風雨飄搖的末世做一次絢爛而又凄婉告別演出式的呈現，即使他是“事君至忠，事親至孝”的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萬世千秋，也是苦澀，也是“寸心焦灼，了無生趣”，他“猛然發現自己一生的奮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于是張宏杰得出一個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結論，這就是曾國藩“以圣賢自期，一絲不茍苦學修行，并沒有到達儒家理想，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對世事滄桑人心難復深感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極為沮喪。悲觀與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傳統文化整體的失敗”�？梢姀埡杲艿纳⑽脑凇白R”上確實能高出別人一節的。在《女人慈禧》中，張宏杰也發現了慈禧的秘密，就是在其“扮演的雙重角色之中，她本質上更是一個女人而不是政治家，雖然她剛強能干”，“可惜，歷史沒有產生這樣的巨人，卻把這個位置留給了她，一個過于專注自我的女人。這就是她的悲劇所在”，并認為“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較平穩的政治局面，我們有理由相信，她會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不但會勝過歷史上大多數女執政者，也會勝過大部分政績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樣，她在歷史上留下的決不會是罵名”。

　　對傳統歷史散文的開拓

　　“有膽”、“有識”就會生“才”，而這個“才”體現在張宏杰的創作中就是其散文中的“力”，即張宏杰散文的那種蘊藏于內而溢露于外的文字力度。記得清代桐城派代表作家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寫道：“文貴疏，凡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遠，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泵├ぴ谠u價蘇軾時也說：“其疏宕裊娜處，亦自有一片煙波，似非諸家所及�！笨梢娗謇适铇愕奈娘L會帶來一種汪洋澹泊、深醇溫粹的風格，古人講的“疏可走馬、密不透風”，對于當今的散文而言，也是有很好的借鑒作用的。張宏杰的散文是具有這樣的特點的，他的散文有一種書寫的自由，這是一種心態的“疏”，沉在這種狀態中寫作，寫出來的作品必然有一種無拘無束的力，這種力是寬泛的，四處涌動，有著熱血的血性與高度。如果說散文的“散”的意思就是自由，那么“散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文，因此張宏杰的散文表現出了一種有較高自由度、較為壯闊寬遠的景象。這點在《1913年前后的袁世凱》一文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此文粗線條地勾勒出袁世凱在1913年前后的思想動態和行為舉止，有些字句猶如舉起的大錘，重重砸在人們的身上和心頭。比如他寫道：“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他謀殺了宋教仁和粉碎了‘二次革命’之后，全國的主要政治力量還都對袁世凱表示支持，仍然寄希望于這個鐵腕人物帶領中國走出革命陣痛，走向獨立富強�！毙梁ジ锩�后的形勢在袁世凱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democracy共和‘辦早了’、‘辦糟了’�！彼�以袁世凱“雖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實證明，他對西方政治運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羨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對議會的制約卻無法忍受”。于是袁世凱動手了，最終走向了帝制。比如他在《酷刑：殘忍的游戲》中指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殘酷。在《神女生涯》中，張宏杰寫道：“說起來完全是一種錯倒的因果，正是社會的放逐使她們獲得了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正是命運的打擊使她們的生命煥發出流光異彩。人們剝奪了女子愛美的權利，偏她們能恣情縱意地張揚自己的天生麗質�！币虼�，對于張宏杰的散文創作而言，它的“力”并不在于浮在表面上那種筆墨的輕重與多少，而在于他對于意境與心力的那種把握，對傳統歷史敘述的那種開拓，因此，他的文章有一種很大的開闊度，并以此來支撐著自己散文的構架。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個作家關注的事物越多，他所寫的領域越寬廣，他的散文就越有“力”， 而是指其在散文中的那種神氣、意境、品藻的有無與多少，這不能是刻意的，一旦有意為之，只能有所削弱，這點張宏杰是注意到了，并付諸自己的散文寫作實踐中。

　　最后存疑的一個問題就是，歷史題材的散文寫作，是散文家一個人當家嗎？回答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張宏杰的散文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不能讓人茍同的地方。比如他在寫那些妓女的時候，就說：“成百上千條的規矩是為那些良家女子制定的，她們不配去遵守。這反而使她們的生命得以保留本來面目。她們站在正常社會之外，反而能有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去看清禮教綱常仁義道德的真面目，看清人性和人生的真面目……她們是這個社會里為數不多的真正清醒的人�！边@樣的判斷肯定是片面的。另外，張宏杰的散文中所寫的歷史是否準確，引用的史料是否有確切的來源，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張宏杰后期的散文寫作與前期的散文寫作力度截然不同，所用功夫的深淺一目了然，似乎是缺少耐心了，于是整體看來，其后面所寫的散文顯得粗疏了，輕率了，沒有文字的精心推敲，沒有思想的用心冶煉，沒有史料的充分研讀，幾乎與一般的普及型的歷史讀物沒有什么兩樣了，加之敘述方面的問題等，使得張宏杰的散文還有待寫得更為精細一點，當然這些需另辟專章論述，在此就不多言了。但是，瑕不掩瑜，張宏杰的散文創作是具有其自身的價值和貢獻的，它對于豐富我們的創作、開啟散文寫作的道路，是有著重要和積極作用的，但散文創作并非一件易事，散文創作也不能只專注于單純的線性敘述，如果要反叛傳統的表達方式，就要真正去實踐另一種新的散文寫作模式，進行對散文文體新功能的尋找與寫作內容的挖掘，這應該是對當下散文寫作突圍的一種途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