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中國“大文學”的寫作精神(李建軍)

　　《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是一部具有很強的“中國氣質”和明顯的“中國格調”的作品。從情感態度和社會功能看，中國文學屬于“大文學”，強 調“修辭立其成”，強調“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視文學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要求文學起到“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積極作用；從文體形 式看，中國的文學屬于“雜文學”，畋域開闊，門類眾多，文筆相雜而用，詩賦并存不悖，文史哲不分家。豐收的《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就體現了中國文 學的“大文學”寫作傳統。

　　首先，它是一部有情懷的作品。沒有情，一切都談不到；中國的文學傳統寫作特別強調以情為本、以情為根，而且情要正、要內斂、要合乎分寸，所謂“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豐收的寫作情感和態度，是真摯、深沉和內斂的，是充滿溫暖的仁愛情懷的。

　　豐收的作品中也有此“多愛不忍”的情懷。他運情入文，所寫的人物，也大都是有情有義、胸懷磊落、樂觀進取、先難后獲的優秀人物。他對那些經歷復 雜、命運坎坷的人物，尤其抱著理解和同情的態度。中國文學倫理精神的一個偉大傳統，就是同情弱者和失敗者，鄙棄“勢利”。豐收的寫作，沒有刻意的夸飾，沒 有褊狹的歧視，沒有勢利的阿諛——他尊重每一個人物，努力發掘不同人物身上的閃光點。尤其讓人感動的，是他寫到張仲瀚對陶峙岳的態度。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也沒有多少尊嚴，但是，張仲瀚對起義的國軍將領陶峙岳卻特別尊重。本來，陶峙岳將軍并無貪污的問題，但是，在“三反”運動中，他還是將自己多年省吃儉 用積攢的12條黃金交出來了。張仲瀚是怎么處理的？一般人呢，有人交了，他就收，公事公辦。但是，張仲瀚是有同情之心的。他從小就讀儒家的“四書五經”。 這樣的書，讀和不讀是不一樣的，讀了，就更有可能稱為仁人，就會講情講義。所以，12條黃金他也收了，但卻念老將軍“一大家子人”，便派人兌換成人民幣， 開了一個賬戶，以陶峙岳的名義存了起來，派人把辦好的存折交還原主。這個細節很了不起，特別讓人感動。雖然陶峙岳比張仲瀚的年齡大，也比他的資歷老，但張 仲瀚級別高，且是主事者，然而，每次一同外出，張仲瀚執禮甚恭，總是親自拉開車門，讓陶峙岳先上，如果分乘兩輛車，也要讓陶峙岳的車先走。通過這些細節， 《西長城》表現出了不同于一般的大情懷與大格調。

　　其次，是史家修養。很多人寫歷史愛獵奇，胡編亂造，嘩眾取寵。然而，豐收卻謹謹然有“良史”之修養。比如，在展開史實敘述的時候，他嚴格本著“其事核”的原則，毫不馬虎。所謂“核”，就是準確、可信、真實。

　　這部作品寫人物十分準確，有的時候，就是一句話，用人物自己的話，把人物性格中最具有個性特點的一面揭示出來。那時說“盲流”，大家都這樣說， 誰也不覺得奇怪，但是，周恩來不用這個詞，他用的是“自動支邊人員”，這就不僅揭示了周恩來心細如發的性格，而且可以見出他對一個特殊群體的體恤和尊重。 他還寫到許多細節，比如，像西瓜，乃中土慣見的尋常之物，至于它是怎么來的，我們卻不甚了了，然而，豐收卻不僅根據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說它“種出西域， 故名之”，而且還告訴讀者，西瓜原是生長在非洲的葫蘆科野生植物，后經絲綢之路，來到了中國。還有，蚊子能咬死人，能咬死馬和牛，這樣的事情，在內地的人 聽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在新疆，卻時有發生。于是，為了防蚊叮咬，人們就往身上涂上泥巴——這種細節描寫，精細、精微，體現出了豐收觀察和捕捉細節的能 力。豐收敘述的妥實和描寫的準確，還見之于他對大的事件的把握和敘述。

　　歷史敘事和文學寫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即“不虛美，不隱惡”，就是說要敢于寫大人物的問題——這一點，豐收也大體上做到了，很有勇氣。比如， 他寫重要的歷史事件，雖然沒有用太多的篇幅，但也是比較尖銳的。例如，當時“一邊倒”的“大政方針”和外交政策，致使當時才華橫溢的學子和愛國的仁人志 士，僅僅因為對“學術研究、建設方案持有不同意見”，就都被扣上“反蘇”的罪名和“右派”的帽子，被打入“另冊”，甚至身陷囹圄。對這些，他都寫出來了。 這就是“其直如矢”的史家之筆。

　　總之，《西長城》是一部表現中國國情、敘寫中國經驗、具有中國格調的作品，是一部厚重、飽滿而又充滿力量感的佳作，是當代文學“實錄”寫作不可忽視的重要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