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遇到汪曾祺(唐寶民)

　　當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創作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他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首先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但也和一個人對他的幫助是分不開的，那就是他的恩師——沈從文先生。

　　汪曾祺與沈從文最初的交往，始于“西南聯大”。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考入了西南聯大中文系，沈從文先生恰好在中文系任教，兩人成了師生。

　　沈從文先生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在學習上對他頗為關照，使汪曾祺受益匪淺。沈從文不但在學習上關心汪曾祺，在生活中對他也關愛有加。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沈從文，沈從文見汪曾祺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出去買了幾只橘子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汪的懷中。

　　汪曾祺從西南聯大肄業后，輾轉來到上海，很久沒能找到工作，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以致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便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告訴了沈從文。沈從文接到信后，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筆，怕什么！”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并堅定了戰勝困難的勇氣。

　　沈從文不但自己給汪曾祺寫了信，還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去安慰汪曾祺。沈從文還寫信給上海的李健吾，請他對汪曾祺給予關照，因此，當汪曾祺登門拜見李健吾時，李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曾祺到一所私立中學任教，使汪曾祺有了一份能安身立命的工作。

　　1958年夏天，汪曾祺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他終日做著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繁重的勞動，感到前途無望，心情極度孤寂苦悶，于是，便又給沈從文寫了封信，向他傾訴。當時的沈從文，正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而且工作頗為不順，心情也很不好，但是，他接到汪曾祺的信后，還是立即給汪曾祺寫了一封長信，有十二頁、六七千字之多。在信中，他極力安慰身處逆境中的汪曾祺，信中寫道：“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

　　沈從文先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汪曾祺：“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種普通人不易設想的逆境中生長的……這生活教育，也就變成自己生命的營養一部分，而且，越來越豐富……你如能有機會到新的人群中去滾個幾年……沒有別的話好說，接受下來吧。高興地接受吧。我贊同你！”

　　這封信再次對汪曾祺起了鼓舞作用，再次給了他戰勝逆境的力量，伴隨著他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即使是后來，汪曾祺走出了生活陰影、成了北京京劇團編劇，沈從文先生也依然不忘對汪曾祺給予關懷，他在給老友程應镠的信里描述汪曾祺的現狀，“體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學》前幾期寫了篇小說，大家都承認‘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個京劇團做事，還在寫，下月可能還有篇更好的發表�！�

　　此外，沈從文先生還為汪曾祺抱不平，他說：“人太老實了，曾在北京市文聯主席‘語言藝術大師’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數年，竟像什么也不會寫過了幾年。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事實上文字準確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強得多�，F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學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榮已作了科學院老研究員，曾祺呢，才起始被發現。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沈從文先生在向文藝界推薦汪曾祺作品時，甚至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因為有了沈從文先生的關懷和幫助，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勇氣，同時在創作上也深受老師的影響，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葉，汪曾祺先生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地位。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汪曾祺先生無限感慨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