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圣地(陳忠實)

　　1957年，我讀初中二年級，在語文老師車老師的自選題目的作文課上，寫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時年十五歲。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時，車老師到操場上來找我，示意我跟他走。我心里不無忐忑，會不會哪兒出了錯，被領去訓斥？尚未走出操場，車老師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這個親昵動作且不說讓我受寵若驚到有些慌亂，倒是瞬間便化解了犯錯受訓斥的疑慮。車老師卻不說話，領著我走進語文教研室。

　　剛剛踏進教研室，看見四五位老師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突然聽到他們接連說出兩三個怪里怪氣的人名，頓時爆發出哄堂大笑——我頓時被嚇得蒙住了。引發他們哄笑的三個人名，是《桃園風波》里幾個人物的綽號。我那時剛剛讀過趙樹理的幾部小說，他的小說里的人物都有一個別致的綽號。正熱衷到崇拜趙樹理的我，很自然地也為自己小說里的人物起了綽號。能引發幾位老師的開懷大笑，可見那幾個綽號還有點意思吧——這是我事后的估計，當時卻愣著蒙著站在教研室里動也不敢動了。車老師隨即把我叫到他的辦公桌前。

　　車老師告訴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學生作文比賽，要求每個學校推薦兩篇作文，一篇敘事文，一篇議論文，本校語文教研室已選定《桃園風波》作為敘事文參賽。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令人鼓舞的事，姑且不贅。說完這話，當我準備離開之際，車老師又接著說，他想把《桃》文投寄給《延河》。我又是發蒙。車老師料知我對此舉的無知，當即解釋說，《延河》是省上辦的文學刊物，發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我聽得似懂非懂。車老師末了又說，你的鋼筆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紙抄一份寄去。我當時尚不會說感謝之類的話，依舊站著。車老師用稍低的聲音又對我說，要是能刊登，會有稿費的……

　　我便知道且記住了《延河》。當時的省作家協會叫什么名稱，我已無記，卻一直記著《延河》，也大略知道了投稿；如果稿子能發表，會給稿費，第一次聽說寫小說能掙錢。我后來想到，車老師最后說的“會給稿費”，大約不是誘惑，而是出于憐憫。我到城里讀中學的兩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開水泡饃，相伴的是咸菜，絕大多數時月里，用開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饃……如若車老師說的話能落實，我就可以吃上白饃了。盡管此事再無下文，我卻記住了《延河》。

　　1959年春，讀到初中最后一學期，我已轉學到離家稍近的一所中學，從學校閱報亭的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那時尚不能稱《創業史》，名為《稻地風波》)即將在《延河》連載。我此時已經知道陜西的包括柳青在內的幾位大作家，卻沒有讀過他的作品。隨之到學校附近的郵局探問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復。我便把家里給的買咸菜的兩毛錢存在口袋里，后來便買到了那期《延河》。第一次發表的是《稻地風波》的篇幅不小的《題敘》，一讀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郵局首發的日子，我便買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閱讀起來。我的崇拜不知不覺間從趙樹理轉移到柳青，且不說這兩位作家作品的各自優長，單是《稻地風波》對關中生活語言藝術升華的魅力，就令我傾倒入迷了。我也是從《延河》的版權頁上得知，這是陜西作家協會所辦的文學刊物，編輯部在西安建國路。隨之在《延河》上讀到杜鵬程、王汶石的小說。我對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鎮的陜西作家協會，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學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陜西作家協會發生關系，已經是1973年初了。文學朋友徐劍銘給我寫信，告知一條重大新聞，“文革”中被砸爛的省作家協會開始恢復工作，改稱為“文藝創作研究室”，坐鎮的仍然是獲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編輯。要出版的文學刊物《陜西文藝》實則是《延河》的代稱——《延河》作為“封資修”的標本不許再用。剛剛開過一個以工農兵業余作者為主體的會議，編輯們向與會作者約稿，徐劍銘在應諾寫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薦了我，隨后又把我的散文《水庫情深》送給《陜西文藝》的編輯。我很感動徐劍銘的推薦。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來信，內附《水庫情深》的用紅色鋼筆修改多處的稿子。此稿發表在《陜西文藝》試刊的第一期。手里捧著印著我的習作和名字的《陜西文藝》，興奮之情無以言表……想來頗有趣，兩次投稿，均非我為之，一次是我的語文教師車老師，一次是文學朋友徐劍銘，真可謂是良師益友。

　　第一次走進作家協會的大門，約略是1973年的春末。我借在郊區黨校參加一個學習班早起早睡的時間，寫成一篇萬余字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后》，投寄給《陜西文藝》，不久便接到電話，對《接》基本肯定，還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見。我便利用到城里開會的機會，第一次踏進作家協會的大門——不過不是原本的陜西作家協會的大門，而是陜西戲劇家協會的大門；陜西作協設在建國路的大院，據說被什么軍管會占據，剛設置不久的陜西文藝創作研究室，被安排到陜西劇院里辦公。在我意識里沒有差別，見到《陜西文藝》的編輯，就算進了陜西作協的門了。記得當時給我修改意見的是路萌，隨之又見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訴我，將在第三期《陜西文藝》刊出……這是我生平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此后，已經記不得哪年哪月，我再到《陜西文藝》編輯部去說什么時，老董拿出刊有我《接班以后》的刊物。小說的第一節有不少修改的字跡，老董讓我一處一處看過，最后才神秘地對我說，這是柳青改的。說他和編輯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帶去了新出的《陜西文藝》。隨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點迷茫，這是意料不及的驚喜所發生的反應，須知我自初中三年級讀《創業史》起直到那個時候，柳青如大山一樣在我心里崇拜著，卻沒有單獨拜見的機緣�？粗�柳青對《接班以后》第一節的多處修改字跡，那種崇敬崇拜的心理又注入一種親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