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長安還在,只是成了廢墟。
這片廢墟因為種種機緣,很幸運地成為中國現有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都遺址。
兩千多年前的漢長安,位于渭河南岸,是在秦咸陽古城的基礎上建造的,方圓五十多里,城墻由黃土夯打而成,高寬皆有數丈,可謂雄姿高踞,威震四方。城內街巷如織,人口稠密,除了皇室、官家、士兵、奴婢、市民、百工、游民等,僅世界各國的使節、商賈就有十幾萬之眾。其城市規模、人口數量、繁華程度,在今天看來,幾乎難以想象。那時,世有“東長安、西羅馬”之稱,漢長安是一座世界級的大都會,名副其實。在西漢之后的九百多年間,又有10個朝代先后以長安為都城。多少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各色人杰,以長安為舞臺,呼風喚雨,爭奇斗艷,各展風采,為中華民族累積了無數精神財富,造就一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漢民族也由此磅礴而生。
漢民族是由古華夏各部落、種族融匯而來,之所以會有今天這樣宏大的規模,而且至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因為它的唯我獨大、唯我獨尊,恰恰是因為它的包容性,包括人種和文化。它善于學習,吸收別的民族、別樣文明的營養,形成雜交優勢。漢民族因包容而強大,因強大而包容。這是一個漫長的孕育生長過程。如果說中華大地是漢民族的母親,那么長安就是大漢民族的子宮。今天,我們在長安這片遺址上流連,依然會有一種對母體的依戀和感動。
當我們回望這一切的時候,有一個人最不應該忘記。這個人現在仍躺在咸陽東郊的一片曠野上,這片曠野距長安遺址并不太遠,那里有一座長方形的高大的土丘,這個土丘叫長陵,是兩漢第一陵,里頭躺著的這個人叫劉邦。公元前202年,正是漢高祖劉邦在結束抗暴滅秦,又贏得楚漢戰爭勝利登上皇位時,定國號為漢,定長安為都,大漢雄風由此肇始。
這個從徐州豐沛平原走出來的布衣天子,在漢民族形成的歷史上,無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但歷史上,劉邦卻是個飽受爭議的人,主要是一些人多拿項羽和劉邦比較,褒項抑劉。其實大可不必。抑劉最刻薄者,甚至說劉邦就是個小混混、小流氓。比如楚漢相爭,項羽捉去劉邦父親,推到兩軍陣前說要烹吃,逼迫劉邦投降。劉邦不為所逼,卻說請分我一杯羹?梢哉f,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流氓事件”。如果僅從道德倫理的角度看,劉邦不顧父親生死,當然應當受到指責。問題是這起“流氓事件”是和政治、軍事扯在一起的,就已經不是一個單純民間的道德倫理問題,而赫然成為一個政治倫理、軍事倫理問題。如果要指責,首先應當受到指責的,恰恰是項羽,因為他是這起“流氓事件”的始作俑者。兩人打仗,把人家爹捉去以烹要挾,無論如何不是一件體面的事,孫子兵法中也沒有這一條。在當時情況下,以流氓手段對付流氓行為,也許是劉邦救父的最佳選擇。劉邦出身平民,廣交三教九流,喜怒笑罵,百無禁忌,又當過泗水亭長,那是個相當于今天派出所所長的角色,對付流氓行為是他的強項。出身貴族的項羽做出這等事,倒是更像一個小混混,實在有失體統。在近代史上,革命黨人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兩軍陣前或被捕入獄,敵人會以殺害親人相威脅,革命黨人不為所逼,不肯投降,結果親人被殺害。我們稱革命黨人這種行為是以革命大業為重,堅守氣節。那么,又何必苛求一個古人呢?
其實,我們評價一個人物,特別是重要的歷史人物時,不能只抓住小節不放,如果這樣,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因此,道德倫理的評價不應是唯一的標準,而是應當主要根據他的社會角色來評價功過是非。政治家要看治國安邦,軍事家要看軍事才華,科學家要看發明創造,文學家要看文學作品,諸如此類,舍此而妄加評價,都是不得要領。劉邦被一些人故意貶低,說到底還是因為他是平民出身,平民出身而又登上皇位,這讓一些有“正統”思想、“門第”之見以及喜好攀高結貴、見不得人好的人,生出一嘴酸水。另外,一出霸王別姬又讓許多人生出憐憫之心。于是這位失敗的英雄,就贏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和嘆息。李清照有詩曰:“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边@詩寫得天真,卻是沒見識的話。項羽過了江東又如何?卷土重來又如何?還是注定會失敗,因為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失敗在哪里。項羽臨死前,還只相信他的勇力,率殘部幾十騎沖入漢軍一陣砍殺,然后向手下炫耀說:“如何?”這時候,你感到他就是個心智不全的孩子。
并不是所有的失敗者都值得同情。還是項羽最重要的謀士范曾在離開項羽時說得好:豎子不足與謀!后人對項羽的認識,沒有誰能和范曾相比。因為他是和項羽朝夕共事并且曾被項羽尊為亞父的人。項羽的虛榮淺薄,讓他屢屢失機;他的不講信用,讓他失信天下;他的殺人如麻,讓他失去人心;他的不識人才,讓他成為孤家寡人,失機失信失心失勢,就成了必然。相比之下,劉邦“仁而愛人”,打下咸陽時約法三章,盡得民心;審時度勢,有進有退;知人善任,廣攬人才,什么狗屠、販夫、引車賣漿者流,都能為我所用;大事從諫如流,很少固執己見,就連定都長安這樣天大的事,居然還是聽從一個過路人婁敬的話。正可謂明天下大勢,攬天下英才,納天下良言,這樣的人不成功才怪。劉邦、項羽都是抗秦的英雄,項羽的功勞還更大一些,毋庸置疑,但他不具備一個政治領袖的素質,失敗的結局無可惋惜。
劉邦定國號為漢,漢為天河,而天河之浩瀚正體現了劉邦的胸懷。劉邦的豁達、大度和包容之心,也許正是漢民族文化中最原始的基因。毛澤東在評點古今人物時說過:漢高祖劉邦是封建皇帝里面最厲害的一個……漢高祖劉邦比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瑟湯恩比曾說過:“人類歷史上最有遠見,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兩位政治人物,一位是開創羅馬帝國的愷撒,另一位便是創建大漢文明的漢高祖劉邦。愷撒未能目睹羅馬帝國的建立以及文明的興起,便不幸遇刺身亡; 而劉邦卻親手締造了一個昌盛的時期,并以極富遠見的領導才能,為人類歷史開創了新紀元!”這才是從大處著眼,真正高屋建瓴的評價。
劉邦在歷史上創造了很多第一。他是第一位布衣皇帝;第一位以“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為基本國策的皇帝;第一位推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倡導節儉的皇帝;第一位下“求賢詔”廣攬天下賢才的皇帝;第一位祭祀孔子并重用儒士的皇帝,等等。他的這些治國理念,至今仍有寶貴的價值。
伊人旖旎,塵事隨風。在漢長安遺址,不論宮廷殘存的高臺、未央宮的一地碎瓦,還是灌木叢下一段段城墻殘垣,野槐荒草下都寫滿了兩個字:興亡。后人來此駐足憑吊,僅有一聲嘆息是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