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小說”與城市生活(楊揚)

——王宏圖長篇小說《別了，日耳曼尼亞》讀后

　　近些年，滬上的“教授小說”勢頭強勁，像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大和上海大學的一些文學教授，授課研究之余，潛心長篇小說創作，作品發表和出版之后，在社會上享有很好的文學聲譽。這樣的文學現象，曾引起一些媒體的關注。在這些“教授小說”中，王宏圖的創作，無疑是非常有力的。不僅他的創作數量大，而且，他對文學創作非常投入。他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別了，日耳曼尼亞》，是他的第三部小說，在十年時間里有這樣的成績，實在是不容小覷。

　　《別了，日耳曼尼亞》講述了一群上海大學生，在上海和德國之間發生的事情，其中還涉及他們父輩的故事。這部長篇小說最大的看點，是作者具有非常開闊的視野，將一個都市故事，置于國際環境中展現。如今，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書寫中國現實，構成了新的一波小說浪潮。像美國的哈金、嚴歌苓，加拿大的張翎，他們的作品獲得了熱烈的響應。王宏圖的小說創作與他們相比較，國際化的視野有點不同，他的用意不在于比較，而在于描寫上海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所以，哈金也好，嚴歌苓也好，他們作品很生動，故事性很強，但都市氣息卻不大看得見。王宏圖的作品，故事性很弱，但都市生活氣息卻非常濃，甚至于讓人覺得，他的寫作就是被這種都市生活逼出來的。面對高速發展的都市生活，面對有點失去平衡的都市生活，他不能不發聲。有些人喜歡在大眾傳媒中，滔滔不絕，而王宏圖傾向于用文字來表達，而且，他更傾向于通過文學性的小說敘事來表達。這是他小說寫作的一種傾向。另外，大概是職業的關系，身為復旦中文系的教授，王宏圖的閱讀面非常廣，真可以說是古今中外。這樣廣博的閱讀面，給他的長篇小說提供了兩方面的幫助，一是廣泛借鑒各家各派的小說寫法，讓自己的創作有層次感、立體感；二是在自己寫作時，探討人文價值對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影響。前一個特點，影響到他小說開頭的結構布局。他很巧妙地以上海教堂禮拜作為情節，將故事相關的一些重要人物，集中登臺亮相。這樣的描寫方式，在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以及茅盾的《子夜》中，我們都已領教，而且是文學史作品中，非常經典的開場。王宏圖將這樣的方法用到對新世紀上海生活的表現上，體現了他的一種思考和用心。如果放在西安，或是北京，教堂禮拜活動似乎與城市生活不那么協調了，而在上海，似乎合情合理。后一個特點，體現在作品人物的內心描寫上。王宏圖的小說，不是以故事性見長，而是以細膩的心理描寫為特點，而且，這些心理描寫不是一般意義上輔佐故事推進，或為人物行動提供邏輯依據的心理線索，而是一種近乎瘋狂的內心生活的呈現。王宏圖對城市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狀態極為關注，所以，在小說中，屢屢有這樣的表現，或者說，是他小說敘事的內視角。年輕的80后上海大學生錢重華和她的戀人顧馨雯，都是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士，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所幻想，所以，不愿匍匐在父母身邊，仰仗父母的優勢。他們寧愿苦學外語，遠赴德國求學。有著這樣想法并能夠身體力行的青年，應該是非常積極向上的，但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時時感到空虛和無助，這是精神上的，他們不斷問自己，苦讀苦學，長久努力的結果是為什么。他們四處旅行，在男女間尋找刺激，他們也做慈善，向宗教尋求力量，但這些努力似乎并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快樂。不知道這是不是當代青年的城市病或心理疾病，反正活得不是太健康。王宏圖的小說是帶有強烈的寫實風格，但大段大段的人物內心傾述，似乎又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一些評論家說，寫小說要有節制。我想王宏圖作為文學教授，在理論上他也知道，但輪到自己寫作時，卻發現問題遠比原來想象得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