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土地的靈魂及其變遷——讀關仁山的長篇小說《日頭》(雷達)

　　《日頭》 關仁山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讀關仁山的長篇新作《日頭》，感覺他仍在延續著《天高地厚》《麥河》中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抒寫，但同時也發現他的筆墨發生了變化：如果說《麥河》的重心是“寫土地”，那么《日頭》的重心則是“寫文化”。這本小說文化氣息濃厚，鄉村政治文化、倫理文化、自然文化、宗教文化交織在一起，體現了作者對當今中國農村文化的深刻思考。作者這種執著于對農民文化性格乃至文化基因的探索，尋覓今天文化重建的路徑，是有現實價值的。如何在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中，培育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命脈和精神家園，無疑是富有時代審美價值的新命題。

　　在我看來，關仁山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作家，他的作品以貼近現實、貼近生活為突出特征，著力表現冀東農民的生存狀態和變革圖強的堅韌不拔。早先，他以紅旱船、雪蓮灣這些民間化的風情意象形成其獨特個性，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成為“現實主義沖擊波”潮流中的一員健將，是“三駕馬車”中最年輕的一駕。他的作品總有一種土地的清新味。最可貴的是，關仁山一直密切關注著農民的現實處境，比如土地所有權、農產品價格、農村勞動力的出路、貧富分化狀態以及土地流轉等。

　　《日頭》的創作與以往有所不同，作者拉開了與土地的距離，用現實與魔幻交織的手法處理一個較大的文化命題。這對他不能不說是一次新的挑戰�！度疹^》的時間跨度有50多年，風雨縱橫，事件密集，以家族的命運與“文脈”的斷續、城市化浪潮中鄉村的“空心化”與中國農民尋求精神出路的努力為貫穿，在歷史與現實的連結中尋找精神脈絡。對日頭村來說，古鐘、魁星閣、千年老槐是三件寶物，是日頭村的精神符碼，象征著天公地道、良心正義。然而，“文革”來了，魁星閣被燒，古鐘被棄，老槐滴血，血燕驚飛。這一切固然與時代和造反司令權桑麻的幕后指使有關，但為何權桑麻非要除去日頭村的三件寶物，恐怕就不是那么簡單了。

　　權桑麻是個耐人尋味的人物，他是村里的不倒翁，善于把復雜與簡單、詭秘與坦誠、兇殘與善良攪拌在一起，令人琢磨不透。他的文化傾向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良性因素相對立的，骨子里是愚昧、貪婪、野蠻、占有和掠奪。他之所以厭棄天啟大鐘和魁星閣這些物件，是出于懼怕和排斥這些文化象征物背后的精神秩序。權桑麻構建了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農民帝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問題不是單一的，它是深深植根于傳統之中的。

　　小說中另一個主要人物金沐灶，是一個與權桑麻、權國金們展開政治文化較量的復雜多維的形象。金沐灶是農民中的理想主義者、堂吉訶德式的騎士，因其執拗和迂闊，在與權氏父子的斗爭中弄得滿身傷痕。他是恢復高考后村里第一個大學生、省里的狀元，畢業后回鄉當了鄉長。他為招商引資操勞，為追回鄉親們的補償款險些殞命；他深挖農村貧困和苦難的根源，對官商勾結的惡意資本勇于批判，對人類劣根性進行反思；他牢記父親臨死前的囑托要續文脈，重建魁星閣；他深知如果不在人心中建起魁星閣，即使農民真正富有了，骨子深處的虛無和卑賤還不會改變。金沐灶與以往文學中的農村新人物不同，這集中表現在他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精神資源的大力汲取和探究上。他身上有佛家的寬大，有道家的崇尚自然，有父輩的儒家精神堅守，還有些許基督徒思想，復雜交織于一身。直到最后，他仍陷在精神的困境中難以自拔，但這是超越前的困境。

　　整部小說是以敲鐘人老軫頭和飛翔的毛嘎子的雙重視角來敘述的，一個地上，一個天上。老軫頭既是權桑麻的親家，又是金沐灶的準岳父，他的身份和他的言說，都賦予故事以傳奇色彩。小說中魔幻意象不斷呈現：毛嘎子升天，老槐樹流血，天啟鐘自鳴，狀元樹被燒，大鐘滑落響了三天三夜，枯井冒起了黑水，日月同輝……這些魔幻或超現實的筆法，雖在《麥河》中已有運用，但在《日頭》中就更精怪多樣。不過，作家在《日頭》中要表現的東西太多，故事與意義拴得太緊，顯得觀念壅塞，甚至以理為先，直奔黃鐘大呂的求大求全構架甚至影響到敘事態度。另外，作為小說，故事雖有波瀾，但矛盾解決得過于輕易，魔幻部分還有些生硬，未能成為有機成分。

　　總的看來，關仁山的作品有“問題”意識，但他并不是一個停留于寫“問題”的作家，他真正的魅力在于對中國農民的靈魂有比較深切的理解，對土地有著非同尋常的感悟融通。依我看，關仁山結構作品的秘訣就是“對接”，在小說中打通了傳統與現實、歷史與當下、革命與建設，充滿了張力，為關注現實的寫作提供了新的藝術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