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傳奇”勝過萬種虛構（莫言）

　　最近，電視劇《紅高粱》上映。由我的小說改編而來的故事，發生在70多年前，為什么還能吸引現在很多觀眾？我想主要還是劇中的人物都性格鮮明、栩栩如生，能夠讓觀眾從他們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從他們的命運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從而使一部歷史劇與當下的生活產生密切的聯系。我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是以我的故鄉真實存在過的，或者聽過其傳說的人物改編的，基本來自于對人物原型的描述。

　　《紅高粱》中著墨最多的首推“我奶奶”，由3個現實中的人物合成；《檀香刑》中的戲班班主孫炳，就是清末時期反抗德國人被抓，后被清政府處以酷刑的高密農民孫文；《生死疲勞》中“單干戶”藍臉的原型是我家鄉一個堅持單干的農民，我爺爺也是其重要原型之一……這種原型的力量非常巨大。

　　很多人物都有真實原型，因為就是他們給我提供了靈感，是他們的存在讓我感覺到寫作的時候如魚得水。我想只有作家獲得了這樣一種親切的、真實的感受，寫出來的人物才可能是有生命感的，才有可能具有鮮明的個性。

　　無論多么有才華的作家，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生活來寫作。盡管作品可以寫得上天入地，但就像一個人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土地一樣，作家也無法脫離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讓我寫一位南方的或者城市里的人，我就感覺心里沒底，非要寫也寫不好。我寫我家鄉的紅高粱，能寫得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我后來寫過一篇海南島紅樹林的小說，由于我不熟悉，盡管也去采訪過，也鉆到紅樹林里實地考察過，但還是沒有親切的感受，覺得它跟我沒什么關系。別人也問我為什么寫的都是狗啊、牛啊、豬啊，沒有別的動物，我說因為我找不到別的動物的原型。如果讓我寫袋鼠、寫熊貓，估計我無法下筆。

　　小說構成的因素很多，作家要錘煉語言，要設計結構，要編織故事，要刻畫人物，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圍繞著人物來寫。貼著人物寫，是沈從文先生教他的學生汪曾祺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寫人物的時候不要過多地考慮他的階級屬性，也不要給他貼上好人還是壞人的標簽，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首先應該把他們當成人來寫，站在人的立場來寫，寫出好人的弱點，也要寫出壞人的尊嚴，這樣才能克服小說的地域性障礙，獲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證。

　　而且，作家要想持續不斷地寫作，就必須克服個人的好惡，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越是你不喜歡的人，越有可能成為你小說中的原型。這樣的經驗積累得越多，對人的認識才可能越全面、越深刻，寫作才越有把握，寫出來的人物才越有真實感和生命力。

　　我曾經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觀察人、研究人，包括觀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別人才能理解自己；當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別人。

　　(本報記者賀林平根據作家莫言11月30日在中山大學的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