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秦書》：立足文化批判的鄉村社會變遷史(李震)

　　張浩文書寫民國18年陜西關中大旱災的長篇小說《絕秦書》是一部特別的災難敘事作品。作品將民國18年的大旱災置于關中農村社會歷史大變革的宏觀背景上來敘述，從人性、社會、文化三個層面上同時抵達了敘事的深度和高度，而且從主體立場、敘事策略、藝術精神等方面，融匯了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小說的三大主流傳統，全面描寫了關中農村社會文化歷史的變遷。

　　災難與戰爭是拷問人性的兩個最極端的隘口。因此，中外優秀的災難敘事和戰爭敘事都會著力于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督^秦書》將傳說中饑荒年代出現的賣兒鬻女、人吃人的現象，演繹到了殺父烹食的地步，將人性中固有的丑惡推到了極致。與此同時，小說中引娃為了救助心愛的人，以30塊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為了向龍王祈雨，寧愿拿自己的愛孫做祭品，為了賑濟饑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產并且獻出了兩個兒子的生命，將人性的善推向了極致。無論是至善還是至惡，都抵達了人性的極限體驗。

　　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根本不同在于歷史敘事只是陳述歷史事實和結果，而文學敘事則重在敘述某個歷史事實發生過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變化�！督^秦書》對至善至惡的敘述，在抵達人性體驗極致的同時，也抵達了文學書寫的極致。小說將大旱災放在關中社會歷史的風云變幻中敘述，對關中社會歷史的描寫從兩個層面上進行，一是政治社會，二是鄉村民間組織。

　　民國十八年前后的中國政治社會是由軍閥爭霸、軍政合一、社會革命勃興、全球經濟危機構成的。陜西關中集中地濃縮了當時中國政治的復雜狀況。鄉村社會處于一種自治狀態，鄉村自發的權力結構是在族長、土匪與軍閥三足鼎立的統治下形成的。對周家寨來說，權力來自作為族長的周克文、作為土匪的劉壽娃，以及作為軍閥的馮玉祥的軍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則是這三種勢力共同統治與盤剝的對象�！督^秦書》非常巧妙地結構了這種權力關系，并演繹了這種權力關系的戲劇性變化。劉壽娃曾經是周克文家的長工，后又成為搶劫周家的土匪，最后在與軍閥的激戰中，他又成為周家的救星，最終為保衛周家而死。軍政合一的官府與族長周克文之間既有對立又有聯合，周克文作為族長和鄉紳，成為百姓與官府之間的紐帶，在饑荒發生時既代表百姓為民請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變。周克文的長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離家從軍，最終成為族長周克文與軍政府的一條紐帶，從而加強了族長周克文對百姓和土匪的統治力和威懾力。而在以劉壽娃為代表的土匪和軍政府之間，也是一個既相互對抗又相互利用的關系。這一層層的復雜關系像一條條繩索捆綁在百姓的身上，成為構成大饑荒的人禍因素。

　　在這一復雜而豐富的社會結構中，小說不僅真實地揭示了民國十八年陜西大饑荒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學的方式提出了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緊迫性，以及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問題。中國在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從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不僅面臨經濟結構本身的阻力，更面臨國民素質、社會倫理、思維習慣，乃至文化價值觀上的重重障礙。

　　《絕秦書》真正超越其他同類作品的，還有作者的文化視角和對文化沖突的深刻展示。小說描寫的周家寨在關中西府一帶，這里既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發源地，又是作為禮樂文明的發祥地。因此，《絕秦書》描寫的關中西府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著力刻畫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現實基礎。他是農耕文明和禮樂文明兩條傳統的融合體，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中國傳統的化身。

　　《絕秦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敘述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是通過對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讀傳家為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主流文化；二是通過對民風民俗的描寫，展示了作為中國農村社會日常生活的民間文化。這兩個層面的傳統文化都是周家寨人共同遵守的生活規則和價值觀。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飽讀經書，又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讀為一體。他以一個鄉村族長的身份，全面而執著地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觀。

　　此外，小說對西方文化的敘述主要集中在兩條線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為；二是大饑荒中教會組織的賑災行動。周立功從北京讀完大學后立志回鄉踐行鄉村改造，繼而又興辦工廠，可以說從思想到行為全面代表著西方文化。然而在與以其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以及各種社會文化勢力的斗爭中，鄉村改造和興辦工廠先后失敗，表現出西方文化在當時的處境艱難。小說對基督教組織的傳教行為有多處觸及，集中的描寫是在教會組織賑濟饑民的部分。作者雖然沒有表現出明確的主觀傾向性，但通過周克文的言行客觀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基督教思想與中國農村社會文化的隔膜和對立，即使教會組織賑災，仍然被周克文認為是在拉攏饑民入教，是一種企圖毀滅中國傳統禮教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周克文的放賑救災，除了出于根深蒂固的仁愛和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外，還被賦予了抵制教會組織，與基督教爭奪信眾，維護儒家禮教的目的。因此，放賑成了一場壯烈的文化戰爭。

　　20世紀以來鄉村小說的敘事傳統主要有三種：一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立足于理性批判的現實主義傳統；二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立足于詩性敘事的浪漫主義傳統；三是以趙樹理、柳青為代表的立足于社會歷史變革視角的所謂“史詩“傳統�！督^秦書》的敘事是這三種傳統的合流。小說的基調是現實主義的，對歷史真實的還原是其最基本的寫作意圖。但同時，作者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立場，在人性、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展開了尖銳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督^秦書》作為一種災難敘事，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文化層面上展開的理性批判。無論是對以周克文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還是對以周立功為代表的現代文化，作者的立場都是批判性的。

　　《絕秦書》對鄉村自然、對民情風俗、對愛情、對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寫處處溢出詩性的浪漫，詩化的語言俯拾即是，深得廢名、沈從文式的靈性。沈從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郵、賈平凹的商州，本來都是貧窮落后的地方，但在他們筆下變得美麗而富有詩意�！督^秦書》的不同之處在于，這種詩意化的浪漫敘事與理性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毫無隔膜地融為一體，作者對鄉村自然的贊美、對以社火為代表的民情風俗的輕松而又生動的描繪，特別是對以引娃為代表的女性的禮贊，與其批判立場似乎沒有任何不協調之處，反而相得益彰。

　　此外，盡管作者并未局限于社會歷史變革的視角，但《絕秦書》確實具有史詩的質地，是以現代理性精神和詩意化的敘事唱出的一部關中鄉村歷史風云的史詩性的小說。

　　與此同時，《絕秦書》雖然在藝術和思想等方面表現出色，但依然無法回避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小說被命名為《絕秦書》未必恰當�！督^秦書》古已有之，而且還入選《古文觀止》，但那是晉國給秦國下的絕交書，而非滅絕之意，與小說《絕秦書》毫不相干。此外，且不說一場大饑荒是不是能絕得了秦，重要的是這個名稱遠遠不能囊括小說的意義指向，反而將小說的意義局限在了一個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限制和誤導了小說的意義指向。

　　第二，周立功的形象未臻于成熟。首先，周立功作為現代文明的代表顯得過于單薄和脆弱。及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現代文明已經發展到了爆發五四運動和社會革命的程度，絕非一種單薄脆弱的勢力。其次，周立功作為現代人，雖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但缺乏足夠的人道主義精神，因為中國的現代意識中人道主義精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內涵。而周立功除了大年初一到山上的土窯洞去看望引娃這一出戲外，更多地表現得冷漠、殘酷，缺乏熱情。特別是對引娃的愛的態度，完全不像一個現代人所為。再次，對周立功結局的處置簡單草率，缺乏象征意味。作者似乎只意識到了周立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弱點，而沒有意識到周立功也是小說中現代文明的代表者，其最后的結局應該寄托著作者對現代文明在中國發展的必然走向的思考，而不是讓其草草赴死。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啟蒙與革命是兩條并行的道路。啟蒙的力量并不脆弱，而且還遠沒有終止。

　　第三，作者的文化立場應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小說中，作者雖然對周家寨延續的傳統禮教給予了批判，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從情感角度對這種文明難以割舍的熱愛和認同，而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些敘述卻表現出與小說人物周克文立場的混同，或者說作者的主體立場與其敘述對象的文化立場沒有充分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對理性批判構成了干擾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