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批判性”之辯(陳福民)

　　文學寫作堅持自己的批判性，并且進一步建構起寫作與社會之間的批判性關系，歷來都被認為是一個自明性的問題。在人們的印象里，中國文學格外強調興觀群怨，也有所美刺，所謂“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憤怒出詩人”等等，乃是此種被強調的批判性深入人心的通俗版。

　　文學與社會批判之間的關系，的確是文學功能核心構成的一個部分。但“批判性”不可能單獨定義文學的社會功能，尤其無法取代文學表達自身的豐富性。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文學史層面上，都明確反對那種旨在把文學簡單地庸俗化為社會批判稿的不良傾向，同時，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都呈現出相當復雜的樣態。例如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源頭在古典文明時期表現出了另外一種風尚，對于《伊利亞特》《奧德賽》直至《詩經》等早期經典而言，人們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學氣質——那時，文學驕傲地頌揚著崇高精神、想象力以及致力于體驗一種與自然渾然一體的美學趣味……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文學自我理解的淳樸與廣闊。

　　真正在文學與“批判性”之間建立起嚴肅關系的時代，大致是從18世紀末開始，到19世紀末期抵達頂峰。此即眾所周知的“批判現實主義”，普魯東最早將其判斷為“現實主義是批判的”，直至在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登堂入室一承大統。迄今為止，這個關系在處理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上一直強勁而有效。正是這一點，提示了人們在理解文學的“批判性”上某種必要的歷史維度——它并不是一個先驗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歷史說明性的建構性的問題。在它的對面，曾經矗立著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而引領它前行的，則是來自于蘊藏在大工業文明生產關系之中的“現代性”力量。

　　按照雅斯貝爾斯及眾多哲學家對歷史時代的討論，特別是經由吉登斯、沃倫斯坦等人關于現代世界體系的討論，我們約略知道，不同的文明類型與時代結構對于文學理解、表達及建構的影響，是其內部差異性的根據。軸心時代的《伊利亞特》《奧德賽》以及《詩經》等早期經典所顯示出的那些非凡氣質，較少引入社會結構的分析與參照。而18世紀以后的文學表現，則是沿著一條向社會性抵近的路線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文學對于“社會”的關切盡管不可能取締，但幾乎壓倒了所有其他的表達需求。這期間，“現代性”所造成的“斷裂”與社會結構轉型及其加之于文學自身的巨大壓力，是特別值得予以重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文學被賦予了“批判性”的要求，是可以在“現代性”這一向度上加以確認的。盡管這不會是惟一的向度，但在“批判性”與社會關切之間，表征著社會結構斷裂、轉型之中現代人群不可逆轉的命運感。作為一種合理化的文學進展，它們不僅承擔著整體性崩解帶來的或者沉重或者輕松的歷史境遇，也要承擔對于理想社會狀況的諸種想象，更要承擔種種渙散、零碎和難以名狀的美學局面。

　　問題在于，這種與人類表達需求的特殊形式相關、同時又不得不被歷史結構裹挾的“批判性”，并不是自明的。在一個巨大的社會歷史轉型的狀態下，此種批判性是特別容易具有合法性和誘惑性的。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當批判性成為一個不需要經過反思便可率爾操觚的文學萬能鑰匙時，它不僅未能如它所承諾的那樣抵達真相，相反，更大的可能是距真相越來越遠的一種南轅北轍的努力。

　　文學的批判性在當下所擁有的重要性及合法性，不僅是由被賦予文學自身的人類表達需求所堅持的，也是由社會、歷史的現代性轉型決定的。因此，對這一點的強調與確認，不僅提示著人們的一般性的文學立場，也提示對一種歷史理解能力的拓展與強調，在更嚴格的意義上，它還提示著對于文學品質和美學尺度的敏感與捍衛。換言之，如果文學僅僅是沉溺于批判性的合法性而不思進取，不去考量批判性的對象究竟為何物，或者對于寫作者作為批判者主體的有限性缺乏足夠的認知，那么，文學就有可能演變為表面正義實則空洞的社會批判稿。

　　當下中國文學與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所處的歷史語境自有其異同。在相似的層面上，傳統社會遭遇撕裂并向著現代社會轉型可能構成了二者的共同氣質。如何學會有效地分析、綜合、客觀呈現社會樣貌，以及如何有效理解自己的歷史境遇，是當下中國文學面臨的最初級也是最根本的功課。惟其如此，文學的批判性方可落到實處，不至掉進合法性的盲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