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我從地下轉到地上,不自量力,走進了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正是詩人魯藜。我未免一怔,他身著軍裝,斜掛著手槍,這也是詩人?確實是詩人。他見面就熟,說歡迎你來,三人成一組,這回我成了名副其實的組長,一將兩兵了。
創作組開初是個檢查組,負責審查電影和話劇。電影最多,庫存美國影片近百部,再加上上海與香港的國產片,多得令人吃不消。往往是上午看一部,下午再看一部,晚上還看一部,加上審查時還要有一番議論,忙得不亦樂乎,由于天津有那么多影院等待放映,還有商業性話劇需演出,審查的尺度還是很寬的。剪掉幾個鏡頭,抹去幾句言語也就過關了。在審查中,往往也有藝術方面的議論。魯藜最注重的是開頭,開頭如果不吸引人,那就很難精彩了。他也很講究簡練,多說多寫往往不如少說少寫。讀他的詩作最能印證他的藝術追求,在洗練上下功夫。
緊張的審查工作告一段落了。我外行寫戲,寫了一部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三幕戲。誰能看得上呢?魯藜還是從頭到尾看過了,仿佛一大發現,說從你的出身和學歷看,文筆應該充滿了文藝腔和學生腔,但從這個劇本看,你的文筆很樸實,也很大眾化,找不到洋化的語句,這是最大的特點,最適合寫工農兵,你趕快到工農兵當中扎根吧。我很快就到紗廠去了,不是體驗生活,而是參加工作組的工作。從他的論點和工作部署來看,他是不折不扣、行走在主旋律中的詩人。
魯藜怎么和胡風見面的,我也夠得上是個親歷者。那是天津解放初期,南開大學舉辦營火會,只有一將兩兵的創作組,到那里體驗生活,發現參加營火會的有一批從國統區來的民主人士,胡風正是其中的一員。營火會結束,魯藜和盧甸就去找了胡風,這才從文字之交發展為見面之交。我這新兵沒有這個基礎,獨自回來睡覺了。睡到半夜,被他們回來的腳步吵醒,兩個人都很興奮,還說個沒完沒了,他們見面很投緣。轉天是不是還有聚會,說不清楚了。在我印象中,盧甸對胡風的崇拜是更深一層的。
阿英從大連調到天津,主持天津文藝工作。他認為天津文藝的最大特點是戲曲碼頭,藝人之多竟然超過北京,如何啟迪藝人,如何進行戲曲改革,這就成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決定辦一個以戲曲改革為中心的文藝小報,名為《星報》。社長兼主編為張穎,但她是兼職,正職是文藝處辦公室主任,還要有一個既能辦事,又能寫稿的人盯攤兒。最初決定由盧甸擔任,但他堅決不就,說他是寫詩的,不能辦小報,也不能寫應景文章。魯藜和我談,還是那話,從出身和學歷看,你去最合適。謝謝他這話,我從此離開創作組,后來創作組發展成天津文學工作者協會,協會經常舉辦文學沙龍,在反胡風運動中全部陷落,這些事對我來說,都是隔岸觀火了。
當然耳聞還是不少。最讓魯藜嘆氣的是,他壞在“左”得要命,也是極力只圖自保的夫人身上。胡風從見面以前到見面之后,給魯藜寫了43封信,他全部交出并做了說明。只是說明就行了嗎?還要追問,還要檢討。魯藜不耐煩了,在床邊發牢騷,如果這樣沒完沒了,我還回越南,在碼頭上當勞工去。他的愛人立即做了匯報,誣告他要叛逃。事情嚴重了,半夜被抓捕,當戴著手銬走出家門時,他笑著說,到處是生活,這也是生活!詩人到哪兒也是詩人。這是他詩化了的性格。
時光如逝。多年之后,我又在軍糧城農場見到魯藜。這回可不是隔岸觀火了,而是代表天津作家協會,接他回到市區,冤假錯案徹底平反了。他當然早從農場領導那里知道了,一副心平如鏡的樣子,倒是我激動萬分了:一間破屋、一張破桌,他用木棍綁在桌腿上,再用一根秤桿斜綁在木棍上,一頭吊著兩塊磚,一頭掛著個燈泡,成了他自制的特殊臺燈。白天勞動,夜晚寫詩。詩人永遠是詩人,他沒停過筆。
魯藜回到市區,先落戶昆侖里,住戶為之震動。他不負眾望,成立昆侖詩社,培養了一批詩歌愛好者,結識了幾位詩友。詩人永遠是詩人,他在繼續放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年,我去北京開會,恰巧坐在丁玲旁邊,她問我是從哪兒來的,我說是從天津來的。她急問我到天津看看孫犁,我們多年不見了,可以嗎?我說當然可以,我們負責招待。丁玲不久就來了。除了見孫犁之外,還安排了她應該見卻從來沒見過的人,先后陪著市文教書記陳冰、市文聯主席李霽野去看她。唯獨沒有安排魯藜。我誤以為他們并不相識,小說家和詩人并不搭調呢。魯藜又有約在先,說他丟掉的時間太多了,要我盡量不安排他的社會活動,我疏忽了!魯藜卻主動找來,說他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丁玲。丁玲的革命活動很艱苦,作品的風格又隨時代的發展而先后有極大的不同,有幾個人比得了?我這才知道丁玲在魯藜的心靈里站位好高!立即陪他進了賓館,請他親自敲丁玲的房門。為了讓兩位受了大災大難的靈魂工程師更傾心吐肺,我最好不做旁聽生,F在想來,未免有些遺憾,未能為魯藜留下更多的史料,供專家學者做參考了。
詩人已經遠行了。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匆匆此文,留住一些往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