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領我“音樂入門”(尤俊意)

　　我知道豐子愷先生是從他的《音樂入門》開始的。其時(1952～1954年)我正在家鄉的初級中學學習，由于家庭熏陶，打小喜歡音樂，諸如簡譜、五線譜、視唱、器樂、聲樂、指揮、作曲等等什么都想學。雖然窮，我還是千方百計買了很多音樂書籍，而買的第一本樂理著作，就是豐子愷先生編寫的《音樂入門》，記得是上海萬葉出版社的繁寫漢字版本。那個時候我只認他為音樂家，并不知他是美術家，更無從知曉他與李叔同之間的那種情同父子的特殊師生關系。后來在美術課上感到美術老師的板書很好玩，拙中藏巧，幼稚之中見老辣，有點不解。及長，才知道那是美術老師學的豐子愷先生的書法和畫法。再后來才知道豐先生除了是位著名的美術家、散文家、文學家與翻譯家，還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教育家。

　　可惜我的所有音樂藏書因為“文革”抄家而被一掠而空。后來回老家遇見老同學，他們告訴我曾在哪里哪里看到過有我買后簽名或蓋章的一些書，我一聽，有些書的主人我都認識，有的還是我中小學的同學呢。很想要回來，但轉而一想，算了吧，自己早已放棄報考音樂學院附中，改讀普通高中，考了大學法律系，搞法學專業了；再者，這些書籍對別人傳播音樂知識、陶冶性情人格有好處，就也是發揮了“書籍的進步階梯”(高爾基語意)的作用了，我自然是樂觀其成。

　　不過，許多人只識得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作品，而忽略了其音樂貢獻，這一點讓我頗為耿耿于懷。須知，豐先生1914年16歲入學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師從李叔同、夏丏尊先生研習的是音樂、美術和文學；1919年21歲畢業后發起“中華美育會”，創辦“美育”雜志，應該包含音樂美術；還與友人創辦了“上海�？茙煼秾W�！�，也包括了音樂教育；1921年23歲赴日作短期考察，學習的是音樂、繪畫和外語。盡管1943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美術方面，開始專事繪畫與寫作，但始終沒有放棄音樂研究與翻譯。在他諸多著作(據統計有180多部)中，就有包括《音樂入門》的許多音樂著作。以至于他的子女們中也有人繼承性地從事了與音樂有關的事業，次子豐元草就曾是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

　　為了進一步了解豐先生的音樂成就，我日前還拜訪了豐先生的后人豐一吟女士。她是豐先生的幼女，在六個(或曰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豐女士曾經在我院文學研究所從事文學研究工作，后來調入上海市文史館。我是通過著名文學家孔另境后人、我院文學所孔海珠女士的紹介得以認識豐一吟先生的。那天，她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不僅大方地讓我翻閱她所收藏的音樂書籍，看到我如饑似渴地抄寫著有關材料，主要是每本書的前言后語與出版說明的資料時，又主動提出幫我復印，使我非常感動。我把幾十年積壓在心里的疑問一一向她發問，她始終微笑著為我釋惑解疑，帶著杭嘉湖一帶口音的普通話，溫和從容。她雖然年過八旬，但依然身材挺括，皮膚白皙，神清氣爽，要言不煩，從容不迫�？蛷d正中靠墻有一排書架，專門陳列豐子愷先生的遺作。文學的，美術的，漫畫的，翻譯的，琳瑯滿目。相對而言，音樂方面并不多，版本也不全，舊版本更少之又少。她見我有所疑惑，就補充說自己因為是研究文學的，不大關注音樂方面的事。不過，我以為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文革”抄家、焚書的緣故吧，像我這樣的凡人，不也難逃厄運、千書散盡嗎？

　　據我綜合豐一吟女士提供的資料，豐子愷先生的音樂著作，在解放前出版印行的有以下幾種：1925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的《音樂的常識》，1926年上海開明書店的《音樂入門》，1929年的和1931年的《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亞東)，1930年的《近世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開明)，1934年的《開明音樂講義》，1949年的《音樂知識十八講》(萬葉)。解放初有上海新音樂出版社、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和上海萬葉出版社的各種版本的上述著作。新世紀以來，更有2000～2001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音樂著作，包括《少年美術音樂故事》，《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音樂知識十八講》，《音樂入門》，《近世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兩本關于大音樂家的故事一共介紹了以下13位近現代國外著名音樂家及其名曲：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李斯特，門德爾松，舒伯特，舒曼，肖邦，柏遼茲，瓦格納，柴可夫斯基，理查·斯特勞斯，德彪西。另有2006年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少年音樂和美術故事》。

　　根據網絡上的信息，2005年東方出版社出版了《豐子愷談音樂——跟豐子愷一起聽音樂》。同年，臺北三言社出版了張文心編的《豐子愷音樂講堂：音樂欣賞入門的二十八堂課》；2008年還有臉譜出版、賀綠汀作序、賀元元審校、標明豐子愷著的同名著作�！爸v堂”一書系取材、節錄于豐子愷先生的126篇音樂與文學作品之津要。

　　在上述諸多音樂著作中，《音樂入門》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與作用。它包括上、中、下三編，上編是音樂之門(音的歷時、質量與表情)；中編是樂譜的讀法(譜表、音符、拍子、音階、音程、記號及術語)；下編是唱歌演奏法入門(唱歌入門，鋼琴、小提琴與口琴入門)。該著作原為豐子愷先生在上海立達學院講授音樂時的講義，自1926年初版至1948年已經出了24版；新中國成立后又在北京、上海兩地音樂出版社一版再版，1957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又出了經過豐子愷先生親手修訂過的新版本。2001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是經過楊子耘先生校訂的版本。這還不算港澳臺出的版本呢。一本普及性的音樂啟蒙教育著作如此多次、反復、長期地得以出版，說明其音樂價值之高、教育功能之強、受眾面之廣和歷時性之久長，經受住了時間與空間的考驗。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因為閱讀了這本入門之書而懂得了音樂、愛上了音樂甚至走上了從事音樂專業的道路，難怪香港有評論認為這是“最好之一本音樂入門書籍”。也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樣，雖然未能如愿登上音樂殿堂，卻已終身同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就我后來從事的法學理論專業而言，其實，樂理與法理之間，頗有共通之處，它們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的，不過這已經是另外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