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旅無涯 行者無疆——讀馮遠《東窗筆錄》(徐恩存)

　　制圖：蔡華偉

　　馮遠的三卷本文集《東窗筆錄》(文化藝術出版社)，皇皇80余萬字，匯集了他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30余年的文化思考、藝術探尋與人生求索的思緒與履跡，顯現出作為畫家與學者的本色情懷；字里行間莫不蘊含著“問道求真”“知行合一”的人生態度，以及“循道而行”的執著與追求。

　　在30余年的跨度中，馮遠走的是一條腳踏實地、勤勉敬業的道路。新舊世紀之交的特殊語境與人文精神氛圍的轉換與震蕩，引發了他對理想與現實、價值與意義的思考與讀解。概括地說，在時代的轉型期，作為文化官員，他不曾改變的是始終秉持著為黨的事業奮斗的原則與信條，而變化與調整的則是在與時俱進中面對現實問題的態度與方法。

　　馮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理想信念，應是自己終生秉持的信仰目標，只有有價值目標和理想追求的人，才可能成為事業的‘圣徒’”。顯然，在馮遠看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公仆，是不能離開理想的支持和引領的，唯有以“圣徒”般的虔誠和信仰，才能有為大眾事業義無反顧的勇氣和力量。當然，這一切，絕非“此刻的游戲與歡樂者”可以理解。馮遠并不去空談理想，他強調讓理想落在實處，在現實的土壤中開花、結果。因此，他對此的表述常常體現出一種貼切、平實而又自信的“中國式”特點。

　　馮遠以樸素的方式詮釋著他的理想，使他的理想鮮活而生動地走近讀者。除了表述的平實與通俗之外，作者思想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建立在堅定的信仰、嚴謹理性的生命態度和人生追求之上，并在“知行合一”中，進行著“動態”的思考，使理想在與現實互相牽連中呈現。

　　當代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在馮遠看來，“它需要藝術家具有一種思想力，一種精神去洞察生活現象”，又說“真正的藝術并不在于我們給它下了怎樣的定義，它始終是有關人的情感和思想信仰層面上的一種活潑生動且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的創造形式�！辈浑y看出，這種科學理性的描述，是以深入觀察、細致調研與科學分析為前提，是深思熟慮后形成的見解，并以簡潔的語言勾勒出復雜的問題、歷史走向和內部規律，顯示出他的開放胸懷與全方位的眼光，表明他對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的真知灼見，并有著自己清晰的理論規范。

　　在馮遠這里，文化現實問題并不是時間延伸意義上的、與傳統文化的古典意義相對立的“現代病”——因為這樣不可能揭示新文化歷史發展與走向的本質特征；也不是創作方法意義上的與現代藝術相契合的現代性——因為這樣勢必把文化現實問題的整體審視搞得十分狹窄。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表明他既縱覽了世界性精神潮流現狀與文化現代性思潮的特點，又審視了中國藝術百年歷史進程的特點，之后他確認：所謂現代意識乃是在一定時空下的現代主體意識，即中國文化人與藝術家在中國社會、時代要求中的積極的主體選擇和個性選擇，這與西方過分強調“個性意識為現代意識的核心”是完全不同的�！爸袊�的現代藝術，應既是個性的、主體的，又是符合社會主義方向和時代要求的，而且，它們亦因此與‘以人為本’的永恒命題相對應與契合，”在這里，馮遠明確地拒絕并摒棄了當下某些脫離中國近百年歷史現實的理論構想和某些虛無主義思想觀念的影響，使之更符合現階段中國藝術的歷史實際和現實特點。面對多元化格局的藝術現狀與問題，馮遠沒有讓歷史的描述納入某種主觀需要的軌道，他秉持的始終是“一切都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在馮遠的諸多文章中，這一理念貫穿始終，凝結著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和關懷態度，他的“說理”及其“道理”又是與我們的理解相關聯和一致的，并在歷史的發展中系統地提取一種概念——“道說之道”與“道理之道”合而為一，力求從宏觀上建立并提供一種觀照問題與現狀的視野和角度，去面對豐富復雜的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這正是馮遠文章中所體現的思考原則與思想方式。

　　馮遠在多篇文章中提出，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是多樣與復雜的，但并非是一籌莫展的，而峰回路轉應在一定條件與認識中完成——那就是努力在特定條件下打開新思路，為藝術實踐提供盡可能多的可能性；在問題研討中，著重解決的應是拓寬自己的內部空間，以便與歷史、現實和外部世界溝通，并為解釋現實生活與藝術問題找到恰切途徑。這是馮遠近年的思考和企圖解答的命題。

　　論及當代中國美術現狀與問題時，馮遠以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法，以及當代文化語境的視野，結合具體畫家與作品的分析和個案研究，表達了他對文化傳統與藝術歷史抱有的深深敬意，體現出經過現代文化洗禮的學人的客觀、冷靜與遠見，故能以全新的闡釋維度，給歷史和當代藝術個案以新的剖析與解讀，讓人產生耳目一新、舊瓶新酒的啟悟。他的文章，以睿智灼見評述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美術演繹軌跡與時代變革中孕育出的藝術精英，以及他們作品的時代精神和文化風骨。他說，“藝術家是土地的兒子，兒子從出生那天起就無法改變他的出生印跡”，在歷數百年來的中國美術巨匠時，他掃描的是中國繪畫的覺醒式進程及他們植根本土文化立場的經驗。在這些文字中，我們讀出了百年中國美術根本變化的經驗——即努力蛻去外在僵化的束縛，讓藝術重返大地，獲得新的創造沖動與活力。

　　馮遠為我們描述了百年中國美術動蕩與整合、解構與重建的更迭交錯的復雜狀態。誠如他在《致吳冠中2005年新作展》中所寫的那樣：“有兩種人能夠進入藝術史：一種是思想成熟、技藝超群；另一種是觀念特異、風格面貌、語言形式鮮明、新穎。大智慧者注定是孤獨的先行者，但是這兩者都對藝術史作出了不起的貢獻，某種意義上，后者以他的開創性更應受到重視”。他認為，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的出現與解答，或許是中國藝術整體上走向成熟的標志。

　　21世紀以來，馮遠顯現出對藝術問題，乃至中國美術現狀的斷代式的觀察與研究，譬如對傳統與創新、藝術與現實、藝術與責任、主題性創作等，其中的命題與闡釋都對當代美術創作有著指導意義和現實啟迪。這些文章的構想與論述，洋溢著鮮活的動態性和針對性，體現出“行走的思者”的特點與風格。值得稱道的是，他并無高深莫測的權威姿態，都是有感而發，有的放矢，都是娓娓道來、心平氣和的論述與言說，顯示出富有深度與系統性的知識結構，表現出鮮明的學術個性和前瞻意識，這些難解的問題在馮遠筆下好像又進入了重新孕育的過程，并獲得了新生。

　　馮遠在面對龐雜紛紜的文化現實與藝術問題時，極注意當代文化藝術的精神取向及其所表現的人生態度，因此，他看重“藝術家只有在和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才能獲得彼此的接納和認同”，“藝術家不應該去扮演那種責任全無的人和人的藝術”，這是忠告、提醒，也是勸誡。馮遠的文章、演講從不做“不及物性”的空談，針對性很強，在宏觀格局中他看重的是藝術深層的歷史關聯性，關注的是符合歷史進程與人類精神主流的藝術走向與創作成果，以及它們之間更具內在性的美學意義的關聯。無疑，這都是當代中國文化藝術必須直面的問題。在成績與問題同在的現實中，馮遠敏于心、感于物，或反思自省，或就事議論，在緣事究理中，找尋其消解、重構的平衡點，在平和的文字敘述與平實的辨析中，見出其智慧與深思熟慮。

　　讀馮遠文集，我的感覺是，在平實與真誠中見出一種坦蕩胸懷和遼遠眼界，感受到真正強有力的自信是產生于理想信念的。而那些邏輯的、情感的、文化的、現實的問題與思緒，在他眼里都成為一種必然，特別是在文化自覺性逐漸提升和傳統自足性瓦解、重構的今天，他堅信這或許是一種新資源，一種新的創造契機，而這，正是我們需要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