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和吳君有過一次很長的對話。我們就寫作本身不設邊際的探討,驅散了寫作帶來的孤獨與驚惶。對寫作之外、作品的存在亂談各自看法,使我感到了些許希望。這份希望是吳君的清醒帶給我的。她的清醒讓我至今難忘。當時,每天要看十幾萬字來稿,不時還翻閱到手的文學期刊,對整個中國的文學狀況還是比較了解的。我對那種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同質化寫作感到很厭煩。吳君說,必須想好自己應該怎么寫,不要去管其他,無論是做刊物還是寫作,需要堅持到極致,F在,焦慮和不滿蕩然無存,我完全理解了作品的命數和作者的命運,并且堅定地認為,堅持不一定能在文學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堅持注定銷聲匿跡。這些觀念和吳君的清醒不無關系。
吳君的清醒在她的作品中,是以呈現此在的精彩和無奈呈現出來的。
在那次對話不久,我編了她的短篇《花朵》,中篇《崗廈》以及后來的中篇小說《樟木頭》!墩聊绢^》寫的是兩個女人為了獲得深圳戶口,遭受的屈辱和磨難。因為她們被看守所羈押過,她們的種種努力成了看得見目標,卻始終難以到達、陷入越來越無助的尷尬境地。這種尷尬從外表看不出來,尷尬程度只有她們自己知道。甚至,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她們自己知道的,僅僅是不時涌上心頭的煩惱。真正的尷尬其實時時刻刻在等著她們,給她們不致命但無比冰涼的一擊。這冰涼的一擊讓讀者感同身受。當然,這樣的書寫未免太過粗糲太過原始也太過不優雅。然而吳君的選擇是令人欽佩的,她自始至終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
此在對個人而言是殘酷的,具體的,并且是不便說出來的。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能與人言無二三。這不便與人道出的七八九,正是小說面對的此在,也是小說為讀者呈現的確鑿證據,是我們不愿經受卻不得不經受的痛苦和遭際。此在既是作家個人的,又是人類共同的,是作家的感受與感知,也是生活的本質屬性。這些感受只有寫成小說,才能夠透徹地展示此在的殘酷和魅力。
后來又讀了她的小說《十二條》,我是在出差途中讀到這部小說的,讀完后我寫了這樣的話:小說閃爍著陰柔的光芒,這光芒照見了我們不便說出卻時刻背負著的可憐巴巴的進取心。小說中的曹丹丹和江艷萍,她們都有著不屈的生命力,一方面,他們努力地活著,與此同時,卻總是希望活出屬于自己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外人面前是不足道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更可怕的是,她們希望這種價值既屬于自己,又能展現在身體之外。作品在濃縮并剔除了大量的材料后實現了小說的內在張力。在訴諸于生命直覺中,同時能看到作者如何理性地看待生活,把曹丹丹和江艷萍的困境放到社會生活中去追問,而不僅僅限于她們的性格,這就實現了小說大于文本的意圖。
《花朵》《崗廈》《十二條》《樟木頭》這些小說都有著內在的銜接關系。這就是此在的看似無關緊要,卻在暗中露出獠牙,不時給你一點難受,再用滑膩膩的舌頭舔舔,讓你既癢又痛,還不能吱聲。吳君呈現的此在與其說是精彩的,不如說是精準的。她能在精彩中拎起一張簡潔的生活交通圖,讓人看到,每條道路都通到了交通圖之外,而實際上,我們永遠在交通圖之內。我們在這些交叉的道路上暴走,揮汗如雨,還以為這就是人生。吳君在與李云雷的對話中說,作家應該是社會的痛感神經。她早就領悟到,社會發展在弱者眼里有如過山車,有失控的感覺,F在,恐怕不僅僅在弱者的眼里才有失控感,而是在所有人眼里,失控感越來越強烈。無可奈何花落去,不見燕歸來!罢f不清楚,很難說,沒辦法,誰知道,有可能”等短語,已經成了很多人的口頭禪。
吳君不可能停止在對此在的呈現上!袄硐牒苊篮,現實很殘酷”這話一般人都知道,只是不知道這是為什么。吳君在她的創作中,一直在追索,這一切到底是為什么。其中的奧秘,在哲學和宗教那里早就說清楚了。但哲學家和虔誠的教徒只能告訴我們,這是人類和個人自身的命運,是因果與輪回,卻不能告訴我們面對具體的事情如何選擇。哲學家不能解決陳娟娟和方小紅的戶口問題,也不能解除曹丹丹和江艷萍內心的焦急。法師講“覺而不迷、正而不邪、凈而不染”的境界,相信沒有人不心生歡喜,不心生向往,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誰呢。民間有句大白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的困境。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么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小說家才有事可做,并且永遠做不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遭遇的尷尬卻各個不同。有些尷尬會危及性命,至死也無法擺脫自己的尷尬。這是多么尷尬的事情!
不過,作家一直是努力向哲學和宗教靠攏的人。吳君呈現的此在是給讀者的,對為什么的追索是留給自己的。這或許是她寫作最持久的源泉,也是今后最大的動力。追索的過程即是修行。我們可以把宗教的所有教義理解成哲學,卻無法把哲學當成宗教。那么,寫作者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寫作看到自己的神。吳君有沒有看到呢?在下不敢妄語。以她的清醒一直堅持下去,肯定會見到。在小說創作上,吳君清醒而又敏感,執著而又矜持,她的神早晚會在她的面前駐足。
寫作本文的初稿時,筆者正在川藏線上自駕游,因為部隊的朋友關照,沿途吃住在兵站。兵站設施極其簡單,大部分招待所只有桌子,沒有凳子,有些兵站甚至連桌子也沒有。即便門上掛的是“首長室”,里面除了床,也最多還有一個洗臉架。我是蹲在地上,像戰地記者一樣開始寫這篇小稿的。愿意這樣做,也是因為欣賞吳君的追索與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