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鄉村寫史 為時代立傳 為農民發言(王琳 等)

四川鄉土作家賀享雍系列長篇小說《鄉村志》1—5卷出版

　　編者按：四川作家賀享雍系列長篇小說《鄉村志》(卷1至卷5)出版后，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該系列作品研討會11日在四川渠縣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對賀享雍的作品予以高度評價。這是中國現當代鄉土文學史上第一部長達十卷的多卷本鄉土小說，堪稱當下鄉土文學的鴻篇巨制，涵蓋了農村土地變革、鄉村政治、民主法制、醫療衛生、家庭倫理、婚姻生育、養老恤孤、打工創業等諸多領域，多卷本合起來便構成一部卷軼浩繁、風云變幻的中國當代鄉村歷史風貌的“清明上河圖”。　　

　　賀享雍以《鄉村志》為他的多卷本鄉土小說作總體性命名，實際上已反映出他執著于民間立場的敘事態度。而豐富的鄉村經驗和親歷者的身份，自然也確保了“秉筆直書與地域特色”的方志精神在小說創作中的藝術體現�！多l村志》是一部多姿多彩的鄉村巨變的“寫真集”和一個時代風云激蕩的“心靈史”，是近年來中國文壇的一重大收獲。在現代文學史上，表現鄉土四川的文學大師，如李劼人、沙汀、艾蕪等，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是鄉村的他者。由他們來描寫鄉村和農民，如同一個遠離家鄉的人回望故鄉一樣，盡管高屋建瓴，但到底無法擺脫局外人的情感隔膜。而由農民自己進行書寫，卻常常為狹隘的眼光、局促的格局所束縛，難以從更高的層面、更廣闊宏大的歷史社會視野來審視自己的命運，并發掘表面現象背后更為深邃的意義。本報選登部分專家發言，與讀者共同分享《鄉村志》的豐富與博大。

　　《鄉村志》的社會文化解讀

　　王  琳

　　賀享雍的創作長期關注農村，從2013年開始，他陸續推出了系列長篇小說《鄉村志》，迄今已正式出版了五部。這五部作品以紀實的手法反映新中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所經歷的巨大變遷和轉型之痛。

　　2013年推出的長篇小說《土地之癢》為其中的第一部。土地在中國這樣一個農耕之國，是生命之根、生存之本。主人公賀世龍的父親賀茂前土改時分到了一塊“窩窩地”，視為命根子。在以后的幾十年里，隨著農業合作化、包產到戶、土地流轉等過程，這塊“窩窩地”在父子兩代人手中幾進幾出，最后被制藥公司強行租用，“這塊凝聚了兩代人的希望和汗水才改成的田”，只存在于“記憶中”了。

　　在《是是非非》一書里，新一輪的“圈地運動”開始了，各村都用土地招商引資，制藥公司遷到了交通更為便利的村子，這一千畝地便閑置在那里了。此時，人們的期待不是收回來后的耕耘，而是再次出租。在“新”的觀念里，土地不再是能夠出產糧食的載體，而是可以直接變現生錢的東西。由此，村里的集體財產——一千畝原生林，被鄉村干部和商人巧取豪奪，合謀據為已有，在“招商引資”、“土地流轉”的名義下將村民的土地私人化了。而其中的違法手段觸目驚心。

　　賀家灣的村民在改革開放幾十年里，經歷了包產到戶、分得土地的巨大驚喜，到種田倒賠本，對土地“說個‘愛’字委實不易”，再到城市資本的強勢進入，農民面臨再次失去土地的無奈與無助，賀享雍用“癢”字來形容其復雜感受與情感波瀾。兩部作品從農民的立場對多年來的土地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讓我們看到，土地的耕耘者農民其實從未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一家一戶的農耕方式在當下的確已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土地的集中、大資金的注入、新技術的引入都是必由之路。但是，土地所有者的不明晰或者虛化，給各種強權勢力豪奪土地提供了方便，一句“發展”的借口便名正言順了。這是作品提出的需要正視的問題，在國家提出新一輪土地流轉政策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參考和警示意義。這也是作者的尖銳、深刻之處，表現出其生活閱歷與創作功力都達到很高境界之后的返樸歸真，直樸、大氣，直擊歷史的命脈。

　　《人心不古》則是一部當代鄉村的法制圖景。中學校長賀世普退休后回到老家賀家灣，靠隨身攜帶的《法律大全》，想在村民中普及法律知識，依法治村。在禁止捕鳥、保護生態、制止對小偷濫用私刑等幾件較小的事情上，他進行得比較順利；但在阻止縣交通局和林業局挖村頭的黃葛樹，并要求懲治相關官員的問題上，他遭遇了權力部門的制肘；在關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兩件官司上，他遭遇了重挫。

　　不過，在關系賀世普切身利益的兩件官司上，我感覺在作者的筆下，鄉村倫理不再是徹頭徹尾的落后面，還時時表現出人性與溫情，表現出人性層面的合理性。

　　《村醫之家》聚焦的是當代鄉村醫生以及鄉村的醫療現狀。賀萬山出生于中醫世家。中醫世家背景和“赤腳醫生”的身份，使得他集中醫和西醫于一身，實際上在他的身上就聚集了兩條線索：以赤腳醫生為表征的現代醫療制度的浮沉；傳統中醫在當代的境遇。

　　賀萬山治好自己的病，村民們趨之若鶩，都把他當成神醫，讓我們看到的是當時鄉村極度的缺醫少藥；他接受赤腳醫生培訓，大隊成立合作醫療站，當上赤腳醫生，靠公社每年資助一點錢，村民只花五分錢就可看病吃藥打針，我們看到的是當代一種特殊的醫療制度的嘗試，就靠這種簡陋的措施，保障了村民最基本的醫療。也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中醫背景、又有些許西醫知識的賀萬山發揮出了他最大的人生價值。從另一條線索我們可以看到，賀萬山治病更多的還是依靠他的中醫才華(其西醫技術只能打針輸液，做點常見病的治療；中醫醫術卻可治疑難雜癥)，靠的是他的望聞問切、祖傳的藥方，以及“懸壺濟世”的傳統醫德。但是多年里他的中醫才華并未得到官方的重視，他的行醫資格也是因為他接受了赤腳醫生培訓才取得的。改革開放后，鄉村中醫的生存空間更是受到正規醫院的擠壓，賀萬山的醫術以及醫德也被嚴重邊緣化了。

　　內陸鄉村的前世今生

　　王 菱

　　矢志駕馭多卷本《鄉村志》，全因賀享雍內心深處所懷揣的對普通鄉村生活作精確描述的決心與使命。賀享雍是一位擁有文化自信、生活自信和創作自信的鄉土小說作家。在既往的鄉村書寫中，他的長篇小說作品《蒼涼后土》、《遭遇尷尬》、《土地神》、《怪圈》、《村級干部》、《猴戲》等均能體現其強烈的主體意識：即懷抱鄉土精神，不以城市生活為理想對照物，而是執著地扎根于鄉土社會的人脈與風物。

　　在《鄉村志》系列長篇小說的寫作中，賀享雍成為了一個對自己的實際關系感到不確定的觀察者、歷史記錄者，他不是在為農民、進城務工者、鄉村企業家、鄉鎮干部、村醫等寫作，而是在寫關于他們的故事。在《鄉村志》里，鄉村的社會價值以一種復雜的方式被戲劇化地呈現出來，作家要提示的一系列問題似乎也正是在這里產生。生活的充分積累賦予了賀享雍鄉土小說創作的深厚土壤，他密切關注樸實的村莊日常生活，關注普通人，描繪他們的內心世界和自我，敏銳地捕捉鄉村的心靈及其變遷，與鄉村世界的內在靈魂相溝通，并擁有真切敘述鄉村人物語言的能力。他不僅對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有真正的熟悉，還以深厚的鄉土精神為內在依托，還原出了深層的鄉土文化，展現出鄉村社會在時代裂變中的真實狀貌、復雜心態和內在精神。

　　《鄉村志》同時立足鄉村的真實境遇，將一直被阻擋于文學視線之外的真正的生產勞作與生產關系、生存樣態呈現于作品之中。賀享雍對待鄉村的態度既不是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批判的“田園主義懷舊”，也非“城市進步主義”，而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展望未來，也回顧過去，以一個觀察者的視角，將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作為一種經驗，同時也作為問題謹記在心，努力以周全的歷史細節和生活證據，將這種關系，尤其是鄉村基于城市的異質性存在作為社會、文學和知識史事件加以詳盡地闡述。

　　作為一個有著恢弘結構的長篇小說系列，《鄉村志》在結構文章時刻意加入了大量的方志內涵。鄉土不完全是一種空間上的名詞，而是形而上的文化綜合體，是一個區域里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歷史變遷、宗教信仰和其它特質的混合體和聚合體，更是一種文化認同。由此，賀享雍考察川東北地區的地理人文，宗教信仰與神話傳說，并進行了深入地挖掘，將之與半個世紀以降的賀家灣故事融合起來，使賀家灣這個川東北的村莊意象更加豐滿，并充滿著村莊的泥土氣息。

　　被排除在歷史敘事之外的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說，展示著這個他們“說話”的歷史和隱含其間的倫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說話”就是他們具體的日子。作品中大量運用的方言，是泥土氣息的素材來源。個性化、帶著泥土生活氣息的人物對話、鮮活的口語、地方氣息濃郁的方言，再現了鄉村的生活細微場景。大量生動的鄉村生活的細節刻畫，增強了泥土氣息的濃度。關于村莊的倫理宗法是誕生泥土氣息的根基，原鄉生活的風土人情則是鄉村泥土氣息的有力粘合劑。

　　《鄉村志》展示出來的川東北鄉土地域的特殊生態景觀、風土習俗、文化品格、鄉土情感等，規定了這塊土地的自然性存在，也充分體現了其作為鄉土文學的自身特性。在《鄉村志》的故事里，鄉村情感既與傳統儒家文化相關聯，存在傳統封建的家長制一面，又有質樸真誠、體現更質樸人性的一面，更凝聚著中國式鄉村悠久的歷史、民俗和生活方式�！多l村志》關注鄉村人物“掙扎”，不僅實現了鄉土文學的最基本使命，更深度地體現了川東北地區的地域性特征——因為深度體現地域性的恰恰是人，即蘊含了獨特文化精神的人物個體，這正如翠翠之于《邊城》，白嘉軒之于《白鹿原》。

　　賀享雍不是賀家灣的“異鄉人”，他是一個“內部信息”的傳遞者，但怎樣才能保持一種既內且外的敘述者聲音，需要思考如何保持一種批判審視的距離。他寫干群關系的對立以及權力之惡，不單指向干部的道德，也揭示鄉村政治體制的弊端，并從權力文化層面，期待建立現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政治體制�！多l村志》是賀享雍人生的領悟，也是其生活的饋贈。他用深情書寫鄉村，更用智性審視鄉土；既有鄉愁的筆觸，亦有法理的牽絆；既描摹鄉村的粗鄙，又刻畫鄉野的詩意�！多l村志》呈現出當下的鄉村最真實的個性，不疏離，不隔膜，打碎田園幻象，將邊緣化的村莊寫入文學的世界，深刻闡釋了鄉村生活的多重意義。

　　家族史·地方志·鄉土情

　　趙  雷

　　賀享雍先生的《鄉村志》以三百萬字的多卷本徐徐展開了一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的全景式圖畫，其人物之眾多、篇幅之宏大、涉獵之廣泛，不僅在作家的創作歷程中可謂一個新的高峰，在新時期以來的農村題材小說里也可謂一大創舉。作品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描畫從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態、從鄉村直選到普法尷尬、從離鄉進城到離城返鄉、從價值觀念到社會心理等鄉村世界的方方面面。它延續了作者一以貫之的對鄉村世界的切身體會和深入挖掘，不斷觀察和反映新的鄉村生活，不斷總結和汲取新的鄉村經驗，展現的生活細節準確而真實，對于農民心理的把握微妙而深入，蘊含了極為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取得了了文本表達與社會意義、藝術構思與歷史敘述等多向度的成就。這是在場的而非外來的觀察視角，寫出了農村的歷史和農民的內心。這是平實的而非炫技的敘述風格，寫出了鄉村的真實與生活的復雜。這是本真而非獵奇的生活現場，浸潤了人生的閱歷和鄉土的民俗。

　　《鄉村志》所建構的是一部縱橫交錯的家族史�！凹易鍞⑹隆痹谥袊�現代文學史尤其是現代小說史上一直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命題，其所蘊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中國作家無法忽略的文學母題�！多l村志》始終圍繞賀家灣這個小村莊，聚焦賀姓這個大家族。作者為我們展開的是一副中國鄉村熟人社會的原生態圖景，每一個人都處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把整個小說系列貫穿起來，我們看見的是在各自土地上生存的又彼此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農民的生活剪影。在由親戚、本家、熟人構成的鄉村中，鄉土世界的瑣碎和日常生活的庸常，又在這種各自獨立又相互勾連的小說結構中得到了有效的延伸，成為和小說內容難以分割的有效肌理。

　　《鄉村志》所書寫的是一本生動形象的地方志。從廣義上來說，民俗文化包容了整個人類文化的全部內容，作為“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它是一個民族生存方式、傳統習慣和文化心理的深層積淀。有著悠久歷史和厚重文化的渠縣是賀享雍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豐贍的地域文化和醇厚的鄉風民俗成為其作品的底蘊和亮色�！多l村志》立足于本土的現實生活，深入到宕渠文化的背后，揭示生活的真相和變革的走勢、書寫新舊的激蕩和文化的傳承。它展示了獨特的歷史文化對性格心理造成的影響、在遭遇傳統與現代時內心深處的掙扎與抉擇、民俗文化的傳承發展和民族精神的革故鼎新，從而成為小說形式的地方志和農村變革的心靈史。

　　《鄉村志》所蘊含的是一份深厚真摯的鄉土情。故鄉是滋養作家的“自然”地域和“文化”場域，它決定著作家的文學回憶，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取向。在《鄉村志》里，故鄉敘事超越了傳統的知識分子啟蒙或田園牧歌溫情，鄉土世界的急劇變化、文化傳承的時代變遷、敘事手法的自我更新等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賀享雍出生于農家、工作在基層、書寫著鄉村，他的作品始終立足于農村、真正扎根于故土，因為這里有他的人生、記憶、情感和思考，從而承載了他的生命、支撐了他的創作。小說游走在田間地頭，深掘于蒼涼厚土，處處顯示著對故鄉的關注和對鄉親的關切，塑造了一群鮮活的各異的農民形象，建構起一個獨特的豐贍的鄉土世界。農村對于作者而言不僅是生活的場所與創作的源泉，更是生命的體驗和精神的皈依。無論寫基層政治還是依法治理，不管寫土地問題或者婚姻家庭，一旦置身于故鄉田野，他那如魚得水的不絕靈感與深厚積累、對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與鮮活體驗、對基層現狀的本真呈現與深入思考就完整而生動地呈現出來，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鮮明風格。作者了解基層、熱愛土地、審視農村、關懷農民，以一個作家的良知和對故土的深厚感情，為讀者描繪出鄉土中國的面貌與變遷，記錄下桑梓父老的生活和命運。

　　當代中國不斷變化的現實生活為文學提供了異常豐富的創作源泉�，F實世界的變動不拘、復雜多姿也考驗著作家洞悉世界的能力、思考人生的智慧。以藝術的手法挖掘生活本質、以文學的方式探索重大問題、用小說的形式記錄時代歷程，這是賀享雍先生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鄉村志》已經達到的目標。無論文學愛好者、文化研究者還是關注農村、關心農民的人，都可以從中獲得某些發現、得到某些啟示，這正是其作為鄉土小說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賀享雍小說中的鄉村政治倫理

　　孔許友

　　《是是非非》是四川作家賀享雍長篇系列小說《鄉村志》的第五部。在已出版的五部作品中，第五部與第二部《民意是天》的主人公都以賀家灣村的村長兼村支書賀端陽為主人公。如果把《民意是天》看作賀端陽前傳(其主題是村長競選)，那么《是是非非》便是一部未完待續的賀端陽正傳。無論是賀端陽前傳還是正傳，除了獨特的人物性格形象外，都鮮活地呈現出當前具有普遍性的鄉村政治生態。在作者看來，鄉村的“政治史”(當然是以詩性方式呈現的“政治史”)是“鄉村志”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小說以“是是非非”為題，其最主要的“是非”是圍繞幾次前后關聯的砍伐集體樹林事件來展開的。作者通過這些事件精巧而集中地描寫了賀家灣村干部、村民、鄉干部以及木材商人四者之間復雜的政治倫理關系，生動描寫了鄉村治理者的權威危機現象。

　　鄉村治理的權威危機現象，是當下中國鄉村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方面。危機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鄉一級政治管理組織對于村民的權威危機，二是村一級政治管理組織對于一般村民的權威危機。小說在這兩個層面都有精彩的刻劃，如小說寫賀家灣村民在賀端陽的授意和組織下幾次“大鬧”鄉政府，反映了鄉一級的權威危機，第三次砍伐集體林事件則突出體現了村一級的權威危機。在中國當前的基層政治體制中，鄉鎮一級的干部與村一級的干部的根本區別，在于村干部沒有行政編制和工資收入，說到底只是身份比較特殊的農民。作為最基層的鄉村治理者，村干部介于“官”與“非官”之間，也介于鄉一級政治組織與村民之間，因此，鄉一級政府組織必須依靠村干部來達到對村莊的治理意圖。這樣一來，當基層政府的某些政策與村民的利益訴求和實際狀況不一致，尤其是如小說所寫鄉政府千方百計與村莊爭奪利益之時，村干部就可能站在村民一邊，甚至組織村民與基層政府周旋乃至對抗。這種權威危機或者說緊張關系從根本上說是“官本位”思維被進一步祛魅，民眾權利意識提高的結果，如小說中賀家灣村民幾次“大鬧”鄉政府都是為了爭取集體合法權益。這種情況的權威危機有其正面意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層政府在施政時不得不顧及村莊利益，小說中的鄉政府也自知理虧而暫時妥協。比較而言，更具有反思意義的或許是村一級的權威危機。村干部本身就介于官與民之間的治理者，其權威自然就變得十分微弱，與傳統時代的宗族鄉紳根本無法相提并論，所以好村官并不好當。

　　《是是非非》在人物性格的描寫上，除了主人公賀端陽外，另一個被著力刻劃的人物是鄉黨委書記馬前進。賀端陽是村一級的治理者(村主任兼村支書)，馬前進則是鄉一級的治理者。小說中以此二人為中心的鄉與村之間的利益博弈，不僅生動反映了鄉村政治生態，同時也把不同政治人的品性集中呈現出來。    

　　小說中的馬前進十分精明強干，一上任就挖空心思地“招商引資”，“跑錢爭項”，在很短時間內就使全鄉工作“跟上形勢”，打開“新局面”。表面上他也做了一些實事，但他的“以經濟為中心”的所有施政舉措根本不是為農民的利益著想，而只是為了他個人的仕途，所以如賀端陽所評價的，不過是“搞馬路政績”。由此來看，馬前進是典型的政治人。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政治人，因為真正的政治人與普通人的一個基本區別就是要有為公之心，以權謀私者無論才能多高，也只是政客而已。賀端陽在才干上或許比馬前進略遜一籌，但他的品性卻十分端正�！多l村志》第二部《民意在天》就告訴我們，此人天性中就具有政治熱情，正是這種熱情推動他競選村長。小說肯定了他的組織管理才能，但并沒有把他塑造成一個理想化的樣板式的政治人。作者通過刻劃人物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言辭和行事，將其優點與短處自然地混合在一起，把一個地道的農民村官的形象寫得十分豐滿、鮮活、有趣。

　　賀享雍的眼光十分高遠，作品中的地方性只是落腳點，所謂“鄉村志”絕不僅僅是川東或四川的“鄉村志”，而是整體意義上的“鄉村志”。透過特定鄉土上發生的故事，我們不僅能夠看到中國鄉土社會的人情，還能夠更深入地體察鄉土與鄉土之外世界的關系以及鄉土在更大整全中的位置，整體的鄉土由此被藝術地呈現出來。真正有價值的鄉土小說無不如此。

　　《村醫之家》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實踐

　　張小蘭

　　在全球化消費時代，城市越來越多的成為一切的中心，文學也不例外，有關鄉村和鄉土的書寫似乎已被遺忘。最近四川作家賀享雍推出的《鄉村志》系列，關注和書寫消費時代的鄉村經驗，他的書寫繼承和發揚了自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鄉土文學傳統，從敘事倫理和價值理念上具體體現為“承諾和實踐三個關聯互動的文學命題，即民間立場、地方性敘事和人文憂患意識�！�

　　《村醫之家》借村醫賀萬山之口講述其在賀家灣村行醫一生的經歷，重溫了賀家村自建國六十多年來的歷史，真實表達了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農民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主人公賀萬山自童年開始就經歷了無數的不幸，幼年喪父、隨母改嫁、繼父虐待、少年喪母、孤兒返鄉、有病無醫等可以想到的所有災難都降臨到了他的身上。建國前的政治黑暗、土匪當道；建國后的缺醫短藥、少衣少食，造就了農村千萬個“賀萬山”，這也是艱難的年代里農民與命運抗爭的真實寫照。改革開放使得國富民強，但是這種狀況并未在賀家灣村這樣的農村發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生活與生存變得愈加艱難。

　　民間立場不是單純的鄉村立場或者鄉村視角，也不是純粹的啟蒙主義的文化立場，而是根植于鄉村命運之中的寫作者的主體立場，它的核心內涵是主體關于鄉村經驗及命運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從書中展現給我們的貧窮卻堅韌，愚昧不棄善良，軟弱但義氣的農民形象便可窺得作家對農民是怎樣一種尊敬和喜愛。而流露出的對賀春、賀建這類見利忘義之輩的失望，對人心不古、道德淪喪的心痛和無奈，那種深深的憂慮，我們都可看出作者情感的揚棄。雖然在書中作者是借賀萬山之口讓幾十年的故事平和地呈現，只如聊家常般娓娓道來，但隱藏在這平靜下的卻是作者洶涌的吶喊。我之所以感同身受，不僅僅因為作者流露的深刻同情，或是真切的憐憫，更因為這本來就是作者自己的聲音，那是他和他身邊的農民們真實的生活，那么我想他的情感態度如何、立場和價值取向又如何，都不言自喻了。

　　鄉村的地方性經驗是地方性知識的客觀基礎。文學的鄉村是以真實的鄉村經驗來想象和建構的美學意象。而文學如何準確有效地表達地方性經驗呢？四川現代文學的前輩大師在這個領域的探索和經驗，給后來者出示了多種可能性，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成就最大者，就是方言土語的發掘和運用�！洞遽t之家》中，方言土語的運用給其烙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記，在語言上建立起了獨特的四川經驗。如“瘦的一把筋”、“上坡腳桿軟，下坡腿打閃”等有著濃郁的四川鄉土生活氣息。此外，獨具特色的四川本土歇后語也是一大亮點。這些本土歇后語既幽默風趣、含蘊傳神、智慧無窮反映了四川語言的獨特魅力。又有獨特的地方色彩，比如“吃竹子，屙背篼——瞎編”若非四川農家房前屋后一般都有竹叢，生活中有大量的竹制品，竹子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又如何能想到這種既貼切又妙趣橫生的歇后語呢。同時，《村醫》運用“擺龍門陣”的方式將故事敘述出來，既為方言土語的發揮制造了氛圍又是獨具四川地方經驗的敘事方式。

　　鄉土小說要關注和表達鄉村社會被全球化消費主義劫持過程中出現的多元、豐富、復雜甚至詭異的地方經驗。從《村醫》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中國農村醫療衛生和鄉村道德倫理的變化。作者的筆觸沒有停留在對溫情脈脈的原鄉的幻想里，從土匪打劫、斗地主到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再到包產到戶、改革開放，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個真實的、不斷變化的鄉村。賀萬山一家四代行醫，其祖父和父親都是懸壺濟世的良醫；他自己在幾十年的行醫生涯中也是治病救人，全心全意為鄉親們服務。而到了賀春、賀健這一代，金錢利益就是唯一的信仰，行醫只是賺錢的手段和工具。書中真實描寫了過去的年代里，農村醫療技術設備落后，缺醫少藥，生病得不到救治而喪失性命的情形；諷刺的是，很多年后，國家經濟發展了，但農村依舊技術設備落后，缺醫少藥，農民無力支付城市醫院繁多而又高昂的醫療費用，有病仍舊得不到醫治，任病魔隨意奪走生命的悲劇現實。相似的結局里面卻是不同的時代經驗書寫，描繪了社會轉型時期農村的狀況，不同于亙古不變的苦難敘事和原鄉贊歌，《村醫》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變化的，而且就是當下的可感可觸的鄉村，是“去傳統的”有時代性的地方經驗展示。

　　一切文學皆人學，《村醫》不吝筆墨，仔細地刻畫了過去、現在農村的醫療狀況，表達了“有病的鄉村，無藥的村醫”這一主題。從賀萬山祖父開始的“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藥生塵”，葉院長的“比技術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救死扶傷的心”，鄭彩虹的“但愿農村再也沒有人需要我接生”，到賀春、賀健的賣假藥、收紅包，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醫德淪喪的過程，也是一個人性嬗變的過程。也許像賀萬山這樣的診所在這樣一個時代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但“醫者父母心”，仁醫仁術的傳統，還有像賀萬山這樣全心全意守護萬千勞苦農民的信仰不應該就此消失，在哪一個時代都應該應該像寶貝一樣被心疼，被愛惜，在消費時代它們尤其顯得彌足珍貴。書中揭露了當前醫療領域存在的許多不良現象，但我們知道，這不僅僅是某一個領域的問題，在消費文化狂潮席卷之下，良知讓步于利益，人性的嬗變、道德的淪喪已成為普遍。在消費社會，該如何抵御物質與欲望對我們人性的侵蝕，不失自我永葆純真，是作者思慮的，亦是我們每一個人需要追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