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華讀書報》的文字緣(吳福輝)

　　在我的印象中，《中華讀書報》是一家老資格的讀書報紙，有相當大的影響。今年適是其逢十逢五的紀念日，而我的歲數也漸入逢五逢十的時候了，想來是個巧合，也是緣分。至于我如何同它有了文字的往還，具體情景記不起了，必定是最通常的那一種約稿寫稿的關系。記憶淡了，文章卻都還在，足可見證。較早的一篇名為《坐香港圖書館得趣》，發表在1995年4月，是不是第一篇我也記不清楚，算算馬上就要到20個年頭，當年約稿的編輯再年輕也該人到中年了，這些都能從一隅透露出這張著名的讀書報在我們社會沉淀已有多么深遠的一種消息。

　　上個世紀的90年代是個轉折期。我原本長期給地方報刊寫東西，是聽命的；后來所寫便是長長的學術評論；到此時，重新拾起寫短文的筆來，就從《中華讀書報》開始。那時一片“改革”之聲，在這張報紙也處處透露出來，使作者們也跟著眼界寬闊，心思比前暢通、自由了。我寫的就是帶學術味道的隨筆。這種隨筆大約兩三千字一篇，從自己的學術生活取信息、覓材料、出觀點，點到為止，一日之中便可完篇，等于是文化小憩，書齋散步。它的內容不外乎讀書類報刊編輯所約的學術感言、作家回憶、游學經歷、書評文評、文學史論，寫得最多的重評現代文學的眾多作家，談述這些作家在今日的價值等等。能記得的題目如《魯迅經典化的路向》、《今日老舍的意義》、《郁達夫的憂憤》、《張愛玲曾引蘇青為同調》、《各式各樣的文學史》。我如今在給一家學術刊物開專欄已達第五個年頭，名為“石齋語痕”(不久將會結集)，所寫的這類學術散文便是從《中華讀書報》起步的。

　　那個時節，我從三十年代文學史的研究轉向專門的海派京派文學研究。這對我來說異常重要，我的學術方向的調整、變化，形成個人的承續脈絡，就表現在我給《中華讀書報》寫的文章里面。比如我寫了《封面女郎和學院臉孔》，是研究海派雜志和京派報刊封面后的一點感慨，那時還少有此類文字，弄不好是會發生誤解的，但報紙無阻礙地發表了。寫海派小說、都市小報等形形色色的評論，都在這一期間。后來我出版的散文集有《京海晚眺》、《且換一種眼光》、《游走雙城》，都是沿著這條路子走下來再發生變異的。它是我真實生命的一份記錄。

　　有幾件大事與《中華讀書報》相關，令我難于忘懷。2003年的春天，中國現代文學館受命舉行第一次唐弢文學研究獎的評定，具體的工作落在我的身上。那時，五萬冊的唐弢文庫已經在親屬支持下在文學館落成，舉辦了唐先生的展覽會。這個獎得了各方贊助，定為國內少有的“青年文學研究”的一個獎項，讓大家矚目。我把消息透露給《中華讀書報》的記者之后，立即得到社里的大力支持，報紙決定發消息、發專版加以宣傳。我記得很快就收齊了關于獲獎名單、獲獎者簡歷與照片、評獎者評語等材料。我為此寫了總體感言《厚積、創新而拓展》，發在當年4月9日的報紙上。后來我得到許多現代文學研究界同行傳來的話，表示對報紙不惜篇幅宣傳學術界成果的滿意心情�，F在這個獎項還在一屆一屆辦下去，人們當然記得第一屆篳路藍縷之功，其中無疑包含對讀書報的謝忱。

　　到了2005年，海派研究突然起了一個小小波峰。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報時，無意間發現了張愛玲發表在《小日報》上的亡佚小說《郁金香》。小說很完整，也無需多作考證，我只是第一鑒定人而已。包括認定其為張愛玲所作，確定小說發表的1947年是抗戰勝利她創作一度沉寂之后的復出期，加上作品水平仍難得地保持了《金鎖記》的水平，因而肯定《郁金香》的特殊地位。消息傳出后曾比較緊張。我們被各種媒體包圍，要求采訪發現秘聞者有之，要求給予全文發表者有之。我始終堅持與張愛玲的版權所有者盡力溝通，在北京要交給一家嚴肅報紙(非娛樂性也)最后選定我信任的《中華讀書報》來發表，在上海要找一家重要文學刊物(因為是著名海派作家的遺作)后來是給了《上海文學》披露。自與《中華讀書報》聯系，便受到極大的重視。生平還沒有這樣近地體驗過媒體的工作規律：快捷、新鮮、搶時間，堅持新聞的真實性，以及必要的臨時保密。我們關起來“干活”，和報紙編輯一起商討版面的內容，對新聞稿字斟句酌，起草講述發現過程的《無心插柳柳成蔭》，因為尊重版權擁有者的權利先不發表全文而臨時擬寫部分“故事概要”等。連日和報社的朋友在“一個戰壕里”奮戰，僅幾天，到2005年9月14日便見報，發布了頭條新聞《張愛玲小說佚文〈郁金香〉驚現于世》，組織了專版文章介紹發現始末和作品本身。不久，到同年9月28日，報紙又用兩個版面，集中介紹了另一位海派作家東方蝃蝀(李君維)，和新發現的連作者自己也業已忘卻的小說《補晴天》，我則寫了評論。這些合作讓我深切認識了《中華讀書報》的風格：專注于民族的文化事業；編輯們事業心強，有較高的素養和文學專業知識；敢于負責，作風明快，雖不尖銳但穩中求新、求變。

　　就在這天天聚頭，有一次在報社正看樣報的時候，當日值班的總編同我聊天，知道了我們是校友。她當場便約我寫一篇講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大學習生活的文字，許我可以寫成一版八千字的長度，許我可以一個人寫也可幾個研究生同學一塊聊天寫出座談記。這次的約稿檢驗了報紙的耐心，也實實在在考驗了我的信用。一直拖到兩年半之后，我才送去回憶性散文《融入我的大學》，于2007年12月在該報照登不誤。這促成我寫成生平比較喜愛的一篇文字。后來在紀念母校中文系百周年之際又寫了它的續篇《沒有你，我將干枯無倚》，破天荒被選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年度散文選《2010散文》，其靈感即起于此次的約稿。我要感激《中華讀書報》。

　　我常想，所謂良好的讀書報紙應該是怎樣的呢？隨著紙質書籍出版的逐漸轉型，在中央新聞也承認的社會讀書風氣日見疲憊的情況下，一張全國性的讀書報一定要清醒，要有思想不蒼白，能夠擔當，具備對未來的預見。在洶涌而來的網絡時代，查網也是看書，它必然是最快捷的求知途徑，但不是求知的全部手段。畢竟“快餐式”的知識，得來容易，失去更快，并不能代替系統知識的積累和獲得�！凹糍N式”的思維與寫作，其優劣已現苗頭�；蛟S歷史不是在幾年的時間里能夠看清楚的，但當代讀書報刊的命運應該是提倡、指導人們快樂地、獨立地、心懷憧憬地讀書，讀好書，造就我們民族的現代靈魂，那是肯定的。我祝愿《中華讀書報》在未來的日子里與以往一樣，無愧于自己的使命。

　　2014年9月26日于秋分第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