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老道理”

http://www.jchcpp.cn 2014年10月30日11:20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2014年9月13日下午 地點：山東泗水尼山圣源書院

　　開欄語

　　發源于孔子誕生地尼山腳下、由一群“背著干糧為孔子打工”的學者義務到農村講授傳統美德而演發的“鄉村儒學現象”，在古老的齊魯大地已洋洋乎蔚為大觀。山東省尼山書院與光明日報國學版共同推出“鄉村儒學”專欄，旨在深入探討鄉村儒學建設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鄉村儒學活動健康順利發展。歡迎社會各界踴躍參與，積極獻言獻策，為促進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貢獻心力。

　　——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化廳廳長、山東省尼山書院理事長 徐向紅 

　　壹

　　主持人(山東省尼山書院常務理事王炳春、《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梁樞)：山東鄉村儒學座談會長篇紀要“鄉村儒學：重建溫情的鄉土中國”在《光明日報》國學版(2014年7月8日第16版)發表后，引起較大社會反響。為深入探討鄉村儒學和鄉土文明重建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山東省尼山書院與光明日報國學版從今天起共同推出一個專欄：鄉村儒學。首先請梁培寬先生以第一嘉賓的身份，為我們的開欄訪談發言。

　　梁培寬(梁漱溟先生長子)：今天我準備把先父梁漱溟1933年的一次談話介紹給各位。已經是81年前的事了。鄉村建設研究院初建頭兩年，當時鄒平的老鄉看到這么多外鄉人都跑到鄒平縣來，聽說是搞什么鄉村建設。什么是鄉村建設？這些外鄉人究竟想怎么搞？有許多問號，搞不清楚。先父就在1933年的夏天，利用暑假把全縣的農村小學的老師全請到縣里來，住上四五天，舉辦了一個活動。當時的鄒平最高學府也就是縣里面的一個小學。這些農村小學的老師在當時來說，是縣里面很重要的一批知識分子。我父親想通過他們的了解，把鄉村建設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帶給老鄉。

　　這個講話在今天介紹給大家還是比較合適的。題目是“鄉村建設大意”，是一個很長篇的講話，講話的記錄已經整理成書，也收在《梁漱溟全集》里面了。

　　他說現在中華文化遇到了大困難，到了崩潰的邊緣，解決之道在轉變，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才有出路。我們這些人來到鄒平就是為了這件事。

　　什么是文化？淺顯地說，文化就是一個社會過日子的方法。近幾十年來我們過日子的舊辦法越來越不適應新變化，看來需要改變舊辦法，換成新辦法。怎么換？將西方的一套移植到中國？這個行不通，因為中國有自己演變而來的數千年的歷史背景，要變成一個純西方方式的近代國家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新文化。當然他不再是原來的舊東西，也不是另外一個新東西，而只能從舊東西里面轉變而來的新東西、新文化。

　　他用一棵古老大樹來做比喻。這棵古老的大樹就是中國的舊文化，這棵大樹葉子不斷脫落，枝條也死了很多，樹干也傷痕累累，只有樹根幸好還比較完好，這就是那古老中國文化的根。這個根如果注意澆水、施肥，注意養護，他還會發出新的芽，生成新的枝條，最后可以長成一棵參天大樹。

　　中國古老文化這棵大樹，他的根有有形的一面，那就是中國的鄉村，鄉村如何，關系到中國的生死存亡。這個根還有無形的一面，那就是中國人講的老道理——真有道理的老道理。他說：這是中國文化無形的根。歷次批孔浪潮中這老道理總是被否定、被懷疑、被排斥，破壞得不成樣子�？砷_創一個新文化還是離不開這個老道理這個根。簡單地說，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這就是鄉村建設。

　　可是，只靠老道理還創造不出新文化，我們須正視中國舊文化之所短，吸收西方文化之所長，以補其不足。中國舊文化第一個短處是科學技術落后于西方，我們必須奮起直追。第二，中國的舊文化所短就是缺乏團體組織。幾千年來中國人一向家庭、家族生活偏勝，故無團體觀念和習慣；中國人缺乏國家觀念與此有關。因為沒有組織團體，對外敵的入侵無抵抗之力，對內則不知民主為何物；無民主制度之建立�！拔逅摹眴⒚�，使我們認識了科學與民主這兩個中國走向富強不可或缺的重要東西。鄉村建設工作當然也要將其吸收，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鄉建工作要下功夫引入科學技術，同時要開展我們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以發展工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還要培養人們團體生活的習慣，就是民主政治的生活習慣。為建立民主法治打下堅實的基礎，這都是開創新文化的內容。粗略地說，先父所主張的鄉村建設的內容與意義大體如此。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把《鄉村建設大意》這本書找來看一看，當然會比我講得更多、更詳細，大家可以參考�，F在我想提出幾點，請各位注意：

　　第一，先父所提倡的鄉村建設。作為中國民族自救之路，也就是救國之路，而并非是只為了農村著想，解決農村的貧困落后。但過去和今天，還往往被大家誤認為僅僅是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套辦法。

　　第二，先父提出來的一套辦法距今已經八十年了。八十年來中國的變化非常大，情況跟過去大不相同。所以今天如何有選擇地吸取其中可參考的部分，有待研究。

　　第三，更希望大家注意，先父的全部鄉建主張中對中國的舊文化，對傳承了數千年的真有道理的老道理給予極大的關注。希望人們要善待他，不要無情地排斥他、破壞他。而要有許多研究者所倡導的，對這些老道理持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去善待他，研究他，發揚他。這是他鄉建主張的特點。

　　今天這個座談會的主題是鄉村儒學與鄉村建設，把二者并提來討論，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是為了倡導在鄉建工作中，對中國的老道理給予足夠的“了解之同情”，并將二者結合起來，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既傳承發揚了老道理，又推進了鄉村工作，使農村有了新面貌。謝謝大家！

　　貳

　　主持人：剛才梁培寬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當年是將鄉村建設作為中華民族自救的途徑進行探索的。他認為鄉土文明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的特色，中國的文化重構和社會轉型必須從鄉村開始。那么，今天，我們自然要問，鄉村儒學和傳統文化是怎樣的關系，在文明重建和中國的現代轉型中具有怎樣的意義？下面有請趙法生研究員。

　　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從2012年底開始，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組織志愿者在圣水峪鎮開始了鄉村儒學建設的實驗。目前，鄉村儒學活動已經開展了一年零八個月，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但是，有關鄉村儒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仍然需要總結，這對于推動此這一事業的深入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梁漱溟八十多年前就已經指出，鄉村問題的根子是文化失調和倫理破壞，鄉村建設要從重建鄉村禮俗開始。這一對于鄉村問題的基本判斷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義。梁先生對鄉村問題的獨到見解基于他對于中國文化特性的深入把握。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就是倫理情誼本位，就是文化本位。傳統鄉村的人生有一套信仰體系或者說價值體系，以敬天法祖為精神寄托，以仁、愛、忠、恕、禮、義、廉、恥為做人信條，以上人生價值賦予了鄉村人生活的意義，構成了鄉村自治的精神基礎。梁漱溟認為鄉村的這套文化系統近代以來一直處于破壞和瓦解之中，這是鄉村凋敝的關鍵。與梁先生所處時代比較，儒家文化的傳播體系在今天已經破壞殆盡，鄉村已經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價值真空使鄉下人的生命失去了意義，人生沒有了方向，人際關系因為失去倫常而紊亂，這是目前鄉村社會的最大問題之所在。

　　鄉村的問題不僅僅是價值真空，更有人才流失、環境污染和治理紊亂等多種難題，但這一切問題都與鄉村的文化問題密不可分，比如農村老人自殺問題、留守兒童問題以及近來頻發的鄉村刑事案件，這些案件多與家庭倫理失范有關，表明鄉村文化與價值重建的緊迫性。但是，鄉村價值的重建無法重復歷史的老路，在鄉村宗法體系和鄉紳為主導的自治體系式微之后，鄉村文明的重建需要另辟新路。

　　基于上述考慮，我們開始了鄉村儒學實驗，目的是要重建在鄉村的儒家教化體系，但是，這個教化體系的功能并不僅限于鄉村，它在城市社區同樣有效。依據我們的經驗，在城市推廣儒學的難度要遠遠小于鄉村。從本質上講，儒學只有一個，它是不分城鄉的。儒學主要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生命精神，這個是不分城鄉的，仁義禮智信不分城鄉的，君子風范也無分于城鄉。儒家教化體系一旦形成，自然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廣到城市。那么，為什么要在鄉村率先進行鄉村儒學的實驗呢？

　　首先，因為農村的需求最為迫切，調查中所看到的鄉村的倫理現狀和老人與孩子們的處境，讓我們感到重建鄉村的文化生態刻不容緩�！袄险甙仓�，少者懷之”是孔子的人道理想，這一理想在鄉村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其次，儒家文化的根在鄉村。儒教文化最重視人倫情誼，將孝悌作為培養仁愛的出發點。鄉村數千來年形成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的風尚，人也相對樸實厚道，既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又具有復興儒家教化的優良條件和深厚土壤�，F代新儒家有返本開新之說，鄉村文明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所系，因此，儒家文化的當代復興應該首先從這里開始。我們在從事鄉村儒學的過程中，對于鄉村民眾倫理情誼重，人生向上之心強的特征也深有體會，我們年底評選好媳婦并讓她們佩戴紅花上臺領獎，一位老大娘就哀嘆可惜自己只有兩個女兒，沒法參加好媳婦評選；我們經常讓村民上臺誦讀《弟子規》，一位小學生便回家教他媽媽識字，說人家的媽媽都能上臺背幾句，自己的媽媽卻因為不識字而不能背，他感到沒有面子。這種愛面子其實是一種上進心，體現了梁漱溟說的人生向上的意愿，是教化發揮效力的重要前提。

　　鄉村儒學實驗的目的在于在建立一套適合于現代條件的儒學傳播系統，這一系統以專業化、固定化、常態化、生活化為基本特征。我們將儒學思想變成村民喜歡的課程，再將課程拓展為村民喜聞樂見的系列文化活動。通過課程和文化活動，將儒家思想變成村民的人生信仰，再變成禮樂化的生活方式。這一體系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建講堂。建立固定的鄉村儒學講堂，形成常態化、定期化的講堂制度。講堂是鄉村儒學的依托與核心，它首先是個儒家學堂，也是鄉村急需的公共文化空間，它在一定意義上又取代了傳統鄉村的祠堂功能，起著安身立命的作用。儒學講堂的建立將是儒學開始在鄉村復活的標志，它將終結鄉村失魂喪魄的狀態，重新為鄉村注入靈魂。

　　第二，行孝悌。孝悌為仁之本，鄉村儒學講堂開始的話題主要圍繞著孝道進行，講解父母的恩德，行孝的好處，使村民知孝、重孝、行孝。村莊的文化氛圍的營造也緊扣孝道主題，對于孝道模范給予獎勵，喚醒村民的孝親敬老之情。來聽課的孩子們都有要行孝的作業，在他們心中播下孝的種子。

　　第三，讀經典。儒學課堂以講授淺顯易懂的儒學經典為主，如《弟子規》《三字經》等，通過生動活潑的講解，使得村民明白修身做人的道理并落實到日常生活中。

　　第四，習禮樂。請禮儀專家來給老百姓講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禮儀，比如成童禮、開筆禮、冠禮、婚禮等，并在課堂上教導鄉親們行禮如儀。鄉村儒學聽眾要向至圣先師孔子行四鞠躬禮，再向講課老師行二鞠躬禮，青少年還要給在座的長輩們行敬長禮，同時教唱《跪羊圖》等孝道歌曲�？鬃庸世锏亩Y讓之風就在這些生活化的禮儀熏陶之中逐漸歸來。

　　第五，立鄉約。目前鄉規民約多是村里單方面提出的對于村民的強制性要求，失去了儒家鄉約“齊之以禮”的精神而變成了單純的“齊之以刑”，村民不感興趣。我們在試點村的道德重建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開始了鄉約試點，其內容主要包括孝道、齊家、睦鄰、公益、環衛、持戒、權利等內容，充分體現古代鄉約中“道之以德”的精神，將鄉約變成村民砥礪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

　　第六，救孤寡。給村里困難老人發放了生活補助，幫助失學兒童重新入學，請城里的大夫下鄉義診。這些活動拉近了我們和農民的距離，也提高了他們參加鄉村儒學講堂的積極性。

　　第七，營氛圍。在村里設立了傳統文化宣傳欄，墻壁上寫上了修身齊家的格言。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定時播放《弟子規》與音樂光盤，使村子浸透在濃郁的文化氛圍之中。

　　鄉村儒學能否真正取得成功，關鍵在于能否將其變成鄉村內生性、自發性的教化活動，為此，必須實現由學者主導向村民主導的轉變，這一轉變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著鄉村儒學建設的成敗，也是鄉村儒學今后努力的重點所在。

　　叁

　　主持人：為了能夠全面深刻地認識鄉村儒學現象，我們特別邀請了兩位社會學學者參與我們的討論。我們很想知道，在社會學的視野里，鄉村儒學有著怎樣的發展前景。

　　李遠行(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我做的研究是從社會學角度觀察和解釋鄉村，有人稱之為農村社會學或者鄉村社會學。社會轉型是我們社會學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被用得很爛，但又確實是一個很有解釋力的概念。關于鄉村儒學，社會學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儒學在鄉村有沒有？如果有，是以什么樣的形態存在著？社會學學科主要是從兩個層面入手，一個是社會結構，還有一個是社會行動。

　　儒學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是有曲折的，有高、有低？我的解釋是，儒學興衰是與社會結構具體的歷史情境相契合的�？鬃娱_創了儒家學說，有其社會結構基礎。這個社會結構基礎是建立在小國寡民基礎上的。所謂小國寡民，我給學生講的時候經常用四句話概括，就是家庭之外無倫理，村落之外無道德，地方之外無文化，江湖之外無義氣。倫理的東西是在家里面培育出來的，而家是村落共同體有機構成的基本單位。中國家的觀念內涵是非常復雜的，同系血脈的五服以內都是家，孔子當年創立儒家學說的核心是倫理道德，其實就是建立在家這個基礎上的。倫理和道德只有在家或共同體的范圍內才真正發揮作用，在一個熟人社會之外的倫理道德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家或共同體是儒家學說的社會結構基礎。

　　秦始皇為什么坑儒？因為當時他建立的秦王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這個帝國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家的認同，也不是地方的文化認同，而是國家認同。所謂車同軌、書同文等這些方法措施是為了超越家和地方社會的需要。儒學賴以存附的那種小國寡民的共同體結構基礎沒有了，所以秦始皇坑儒，所以他反儒。

　　明清的時候為什么又尊儒？明清時期儒學能得以復興還是和那時候的社會結構有關系。明清時期形成了非常典型的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系統和以村落共同體為中心的雙中心結構，國家統治和鄉村自治都很強。儒學獲得了新的生長點。國家與鄉村共同體之間需要連接的紐帶。這方面，朱熹做得比較好，做鄉約的時候，將倫理道德、文化價值、規范等，在村落共同體與國家之間做了有效的連接。

　　中國近代化為什么要反儒？這與清王朝衰落之后，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又有關聯。中國近代化屬于受外來刺激引發的被動反應，其主要受國家政權建設和市場化雙重力量驅動。而這兩股力量都與地方社區共同體相沖突，所以在觀念和行動層面出現反儒、反傳統，在社會結構層面導致社區解體。

　　以上是我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對儒學興衰史的簡要解釋。

　　在“禮樂崩壞”的情況下出現儒學，反映了對有序社會重建的努力。而當下，有些情況比那時候更嚴重，這個大家都有共識。但是倫理、道德、文化需要社會結構基礎，需要有母體來承載他。

　　我非常尊敬尼山書院做義工的老師和同行，把梁漱溟先生當年的身體力行作為志愿者這樣一種傳統，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加以充分發揮。儒學復興通過一般的宣傳是行不通的，必須身體力行。我覺得梁先生不僅僅是最后的一個儒家，更是最后的一個紳士。因為儒家是一個思想者，紳士是行動者。紳士的思想是儒家的，但是紳士可以把思想付諸行動。

　　熊萬勝(華東理工大學教授)：這兩天看到尼山圣源書院開展的鄉村儒學教育活動很受感動。感動的時候就思考：這樣的好事情能否推廣，能否持續，這也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對此我有三點思考。

　　第一個思考是，我相信儒學的心理基礎還沒有改變。昨天我們說到中國文化傳統的崩潰，并且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我相信有一種東西并沒有崩潰，這就是人性。人性善惡是一回事，人性是否發生了變化，是另一回事。儒學在孔子的學說里非常依賴自由心證，講究平心而論，相信人的心性可以自作裁判。如果這樣一個假設出了問題，今天搞這個鄉村儒學，它的前途也要另當別論了。我比較相信，人性其實沒有變化，尤其是人性有善，這一點沒有變化。為什么讀《弟子規》時覺得很有道理？其實它里面也沒有解釋和論證，但是你讀完之后就覺得有道理。盡管社會在變，價值觀也在變，但是最根本的東西是不是變了，我覺得這是首先要判斷的一個事情。由于這個變沒變是無從驗證的，所以我說的是“我相信”它沒有變。

　　第二個思考是，今天講儒學首先要看到儒學的現代性�，F代儒學深深地植根于我們交往方式的變革之中。就鄉村儒學來說，這個交往方式的變革，第一是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傳統社會，家的功能是很全面的。人的生產、教育、醫療、養老、交往，什么都有。而今天這些東西都已經社會化了。原來的家庭很大，親戚關系發達，現在不一樣�，F在核心家庭一家三口在一起交往都有問題。應該有一種社會化的方式來承擔這樣一種生活當中的交往。第二是公共生活的祛魅。原來鄉村里面也有很多公共的交往，公共交往都是跟什么有關系呢？跟信仰有關系，比如說跟宗教和各種民間信仰有關系，那么今天來看，其實這種公共事務要由世俗化的方式來展開，滿足人的各種欲望。

　　這兩種背景下我們看鄉村儒學的建設，我覺得儒學建設的實踐跟農民唱歌跳舞各種自發文娛活動的方式都有內在的共性，它們在功能上都承擔著、展現這樣一種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內含著社會交往方式的變革，呈現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公共生活的祛魅化。我們要改變一種印象，一想到鄉村儒學就馬上想到在一個房間里，我覺得這個不好。我們不能把儒學變成室內的東西，如果是“室內儒學”肯定不行，基督教就不只是在室內的。不能走到室外就接受不到足夠的陽光雨露的滋潤。

　　第三個思考，我強調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組織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關系。鄉村建設從哪里入手，毛主席和梁漱溟先生都有深論。毛主席有全球化的視野，從中國與西方、與世界的關系，從中國化、城市化的大脈絡，來推行出自上而下的方式，這種方式就強調了組織建設的路徑。梁先生其實不同，他強調中國文化自己的脈絡，強調按照人自然的性情來建立組織。毛主席和梁先生兩人堅持了兩種不同的切入點。到底是從組織建設入手還是文化建設入手，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我的想法是什么？肯定兩方面都要，沒有無組織的文化，也沒有無文化的組織。它們確實是兩種不同的路徑，要看到這個差別。但是這兩種方式是兩種不同的經驗，不是兩種不同的道路。

　　我們應該特別反思一下組織建設的意義是什么，它的意義要放在社會結構、組織結構和心理結構三者之間的關系來看。組織建設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鄉村建設何以可能。

　　組織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關系中，還有一點特別重要：政府到底應該做什么。山東的實踐經驗我們可以看出來，國家的組織結構是非常強大的。講師給群眾在教室內講課的時候，墻上掛的，外面村宣傳欄里面到處都是標語，還有好媳婦評比、老人的贍養情況，甚至具體到老人住什么房穿什么衣，這都是國家的組織。那么我們儒學教師在干什么？我們是把國家干的事情以及老百姓內心的需求進行一種話語的表達，我們是和政府做配合，如果沒有政府做這個事情可能就做不好。山東的這個做法里面，我們的群眾、非政府組織和政府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政府應該干什么，這恐怕是我們觀察山東的鄉村儒學實踐時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點。這個關系梳理好了，鄉村建設才能持續，如果處理不好很難再做下去。我期待山東的探討在處理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群眾的關系上，能夠給全國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發。最后祝鄉村儒學能越做越好。

　　鏈接

　　梁漱溟與山東鄉村建設運動

　　梁漱溟(1893—1988年)，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學開創性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彭翼仲以及梁啟超君主立憲思想的影響。1921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中華文化的價值與意義給予高度肯定。1931年與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

　　山東的鄉村建設作為一種社會改造運動肇始于1931年，由梁漱溟先生發動并指導。由鄒平一個實驗縣繼而擴大到菏澤、濟寧等魯西南二十多個縣，成為全國三大鄉村建設中心之一。該運動是從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始，并以此為中心而展開的。1931年3月，山東省政府撥款10萬元設立籌備處，任命梁仲華、孫則讓為山東鄉村建設院正、副院長，“直隸于山東省政府”。經省政務會議研究，通過研究院組織大綱及學則課程。根據大綱要求，鄒平縣因位置適中、交通便利、基本為中等偏下的農業經濟、人口數量為16萬的三等縣份等原因，遂被劃為鄉建實驗區。經過3個月的籌備，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于1931年6月16日在鄒平縣正式開辦。研究院的主要職責，一是“研究鄉村自治及鄉村建設問題”，二是“培養鄉村自治和鄉村服務人才”，三是“指導本省鄉村建設工作”。

　　鄒平實驗縣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縣政改革。內容包括縣政機構改革、連署辦公、會議制度，其核心是建立“政教合一”的鄉學和村學，以此作為構建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第二，鄉村教育。主要是實施成人教育和社會教育，通過由鄉農學校發展而來的鄉學、村學完成。第三，發展合作組織。1932年9月30日，鄒平組織成立了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1933年7月后，鄉村建設進入高潮后，梁漱溟仍把組織合作社作為鄒平實驗的主要任務，為此成立了以自己為委員長的“鄒平實驗縣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制定了一個宏偉的“五年計劃”。該計劃雖未全面實現，卻有力地推動了鄒平合作事業的發展，成為鄉村建設最有成績的活動之一。到1936年底，鄒平合作社有棉花運銷、蠶業、林業、信用、莊倉、購買等6類，社數有307所，社員共有8828戶。第四，農業改良。鄒平鄉建運動中農業改良主要包括棉業、蠶業、畜牧業、林業和興辦水利，主要通過農產品展覽會、農場實驗推廣，以及通過鄉學、村學組織各種合作社推廣。第五，開展鄉村自衛�！霸⒈�于農”的自衛體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地方治安多有保障，盜匪及販毒者基本肅清。第六，文化衛生建設。鄉村禮俗的改良一直為梁漱溟所看重，因而鄒平實驗縣通過鄉學村學宣傳，并運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風俗、新習慣，對惡習加以取締禁止。主要是取締早婚和買賣婚姻，禁止女子纏足，同時成立戒煙所，肅清煙毒，并設立成人教育特別班、農民自新習藝所，拘收小偷、賭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種教育。此外，研究院還通過排演文明戲，送戲下鄉，組織放映隊，舉辦農民運動會等形式，豐富農民業余生活。

　　鄒平的鄉建實驗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谷諔馉幈�發后，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山東，梁漱溟在山東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