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證……(霍俊明)

——關于詩刊社“青春詩會”（1980-2014）

1980年8月第一屆“青春詩會”合影

　　詩刊社舉辦“青春詩會” ，至今年整整三十屆了�！扒啻涸姇�”如一條自然分娩的河流。有些詩人在其上不斷乘風破浪、揚帆起航，有的詩人則噗通游了幾下就草草上岸，有的則甘愿沉于水底。

　　一

　　我注意到一個普遍現象是，很多入選“青春詩會”的詩作尤其是一些長詩、組詩在后來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這種修改不只是字詞和標點上的，有的甚至修改到了重寫、改寫甚至完全顛覆的程度。也就是說，最初刊登在《詩刊》上的詩與后來的詩歌在面貌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位移甚至齟齬或分裂。這些“不成熟”的詩作成了這些詩人日后閉口不談的痛癢處。這些最初發表的詩作甚至有一部分沒有再公開發表，也沒有進入這些詩人后來自印或公開出版的詩集、詩選。有的詩人甚至公開否定自己早期的詩作，每當有人夸贊他早期的詩，他就會不客氣地指出自己的重要作品是后來的和現在的。換言之，這些詩人掩蓋了自己的詩歌成長史。這是否正如魯迅深刻批評的—— “聽說中國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盡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于是以為倘使可以隱蔽，總還是隱蔽的好” ？而“幼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如果少時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還知道悔呢” ？ ( 《集外集·序言》 )我也理解這些詩人的初衷和苦衷，他們只是想讓這些“青年時代”的詩作更成熟。這自然無可厚非，遺憾的是他們不知道青春期的詩歌特有的自然、真實甚至未定型狀態是“成年狀態”的詩所不具備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青春詩會”中有的詩人“出手”極高，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寫出了一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比如顧城、梁小斌、舒婷、駱一禾、伊蕾、唐亞平、于堅、歐陽江河等；也有一部分詩人屬于大器晚成，寫作越來越成熟卓異，比如西川、王家新、翟永明、伊沙、臧棣、侯馬、雷平陽、榮榮等。當然由于諸多主客觀的原因，一些重要的詩人沒有進入到詩會的視野。這自然是遺憾的事情，但是詩人的成長也不單是由一個詩會最終決定的，關鍵還在于自己與文字、現實的關聯。

　　經常能夠看到一些詩人在一些場合批評、否定甚至謾罵“青春詩會” 。但任何活動都不可能是完滿的，任何活動都需要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批評，只要不摻雜私心、惡念和攻訐即可。能夠入選“青春詩會”的詩人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時期青年詩人寫作的整體水平，當然在這一段不短的歷史進程中也存在著因為種種原因一些“不合格”詩人的進入。但總體而言，中國詩壇關于青年詩人的相關活動還沒有任何一項能夠抵得上“青春詩會”的歷史重要性和影響力。光看看那些至今仍然在閃耀的詩歌星空，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對這些“青春詩人”報以真誠的致敬。歷史已經證明，其中有少數極其優異的詩人成了詩壇的恒星，而有一部分成了流星——曾經璀璨耀目一時但終究黯淡、泯滅；又有一部分詩人好似閃電，曾經也閃耀過，但其過程更為短暫倏忽。也有的詩人類似于茫茫暗夜里的一個小小的流螢，盡管微弱但那些光是從軀體和靈魂中生發出來的。盡管他們在詩壇上寫詩的時間不長，甚至有的參加了“青春詩會”再無好詩面世，但他們當時寫下的詩仍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詩歌個性。這就足夠了。

　　二

　　任何事情的最初狀態都是難忘的。我們不會忘記1980年首屆“青春詩會”對于當時的詩人以及今天的詩人而言的重要性。讓我們再次回味當年的一個個熱血賁張的青年詩人的鏡頭，從1980年的夏天開始再次出發吧……

　　1980年王小妮接到《詩刊》編輯雷霆的一封信，邀請她到北京參加一個詩會。這就是后來震動文壇并影響深遠的首屆“青春詩會” 。而無論是對于南方詩人還是對于王小妮、徐敬亞這樣土生土長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的。在徐敬亞的積極爭取下他以年輕評論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離開長春前往北京。臨行前曲有源等詩人專門為徐敬亞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橋舉行隆重的送行儀式。有關單位則示意徐敬亞到北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聯系。1980年7月20日徐敬亞和王小妮到達北京車站，這時徐敬亞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時年25歲的王小妮興奮不已地坐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笑容燦爛。而對于王小妮和徐敬亞而言，天安門廣場確實是一個“讓人無法平靜的地方” (王小妮語) 。當舒婷、顧城、江河、梁小斌、張學夢、楊牧、葉延濱、梅紹靜、才樹蓮、王小妮、徐敬亞等17位“青年”詩人在北京和北戴河享受到秋日般豐碩和喜悅的陽光的時候，他們可能還不能預知到這次青年詩人以詩歌名義相聚的意義。參加詩會的除了江河、顧城等北京詩人外，其他的都住在當時虎坊路甲15號的詩刊社。這些低矮的平房卻使得80年代的先鋒詩歌達到了一個后來難以企及的高峰。其中有些詩人已經不再年輕，正是曾經畸形動蕩的年代才讓這些人以“青春”和“詩歌”的名義尋找到了青春歲月的尾聲和曾經一度饑渴的精神尋找。在詩刊社所在的大院平房里，當顧城神情緊張地將自己從家里帶來的蘋果分給詩人們吃的時候，也不會有人想起這個靦腆而固執于“童話世界”的詩人在1993年必將發生的黑色寒冷的人生悲劇。當這些青年詩人懷著對詩歌的忐忑和朝圣之情與詩歌編輯和成名老詩人們談論或傾聽的時候，當他們在夏天的燥熱中在木板床上吱吱呀呀反側難眠的時候，當他們在北京偏僻胡同的巨大洋槐下喝著啤酒翻看彼此的手抄或自印的詩歌時，我們不能不由衷地羨慕這些被詩歌眷顧的年輕人是幸福的，更是幸運的。也許只有詩歌還能讓那個時代剛剛找到自由氣息的人們仍然懷有理想的沖動和懷有難忘而莫名的美好記憶。1980年代的詩歌的黃金時代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當時詩會的居住、開會和生活條件并不好。但是在那個時代詩歌是最重要的，詩歌成為那個時代紀念碑一樣高聳、被人敬畏的事物。那時《詩刊》主編嚴辰還住在虎坊路辦公室，詩會時騰出四間平房居住。吃飯是在與當時詩刊社隔兩道院墻的北京京劇院，自己買飯票、菜票。詩會期間， 《今天》的北島和芒克、楊煉的到訪在青年詩人中引起了炸彈般的反響。徐敬亞和王小妮、舒婷還參加了北島等人組織的沙龍活動以及謝冕、吳思敬和孫紹振在《詩探索》創刊前召集的青年詩歌會議。當外省來的青年詩人在虎坊橋的詩刊社寫詩，那是一個怎樣激動人心又難以形容的時代？

　　1980年開始的一個詩歌自信的理想年代。正如徐敬亞當時用東北話大聲嚷嚷的“這時代足以產生最偉大的詩篇的時代” 。黃永玉在講課的時候說的一段話在詩會中流傳最廣：“我像一只火雞一樣，瓦片碴、碎玻璃、煙頭都吃。古代的、外國的，能吃的都吃，消化不了的，拉出來。 ”江河希望自己寫出“史詩” ，而如今他早已停止詩歌寫作旅居異國。江河的妻子蝌蚪在1987年3月的一個夜晚割腿部動脈自殺，死時只有34歲。張學夢在房門上貼上一個紙條，上寫“詩人難產病房” 。梁小斌正在為是向“祖國”還是“中國”說出“我的鑰匙丟了”而苦惱。梁小斌2013年病重住院，他在參加詩會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不管多么深刻的哲理，都要以孩子的感覺和語言來說出。實際上，我已長大成人。 ”而顧城卻永遠都沒有長大成人，不管是在詩人形象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總是長久地凝望著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韓美林的童話世界，深深感到一種凈化的愉快” 。

　　晚上屋內炎熱，很多詩人就跑到陶然亭公園。清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監理黑窯廠，在慈悲庵西部構建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詩句“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為亭命名。這些青年人在東湖、西湖、南湖和沿岸的小山上乘涼談詩。離他們不遠處是長眠于此的高君宇和石評梅的墓地。這里還有賽金花墓遺址。

　　首屆詩會的那些照片盡管已經發黃變脆，但是那歷史的影像卻愈發清晰。

　　照片一：艾青講課后，學員到院子里合影。詩人和老師背后是兩棵高大茂盛的梧桐樹。如今，這些院子和樹都已經不在了。真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照片二：青年詩人在十三陵游玩，顧城、梁小斌、邵燕祥、江河、葉延濱、高伐林、張學夢一起在神道合影。

　　照片三：一行詩人在山海關城樓下合影。一行人中只有王小妮戴著一頂白色的帽子。舒婷親昵地摟抱著王小妮。

　　照片四：大海給了這些詩人以釋放激情和力比多的機會。葉延濱和陳所巨在沙灘上扛起徐曉鶴，然后直接扔進波濤滾滾的大海。

　　三

　　第六屆和第七屆的“青春詩會”是公認的“黃金詩會” ，其陣容、詩人的齊整和高水平的質量是有目共睹的。

　　1986年9月，詩刊社舉辦的第六屆“青春詩會”在太原召開。會議期間于堅和韓東二人之間展開了一次對話，談話中更多談論的是北島和“朦朧詩” 。對話開頭，于堅的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問我，是不是要和北島對著干。我說，我不是搞政治的” 。

　　1987年詩刊社第七屆“青春詩會”在北戴河召開。此時，住在面朝大海的一個賓館里參會的西川不會想到兩年之后自己的好友海子會在這里不遠處的一段鐵軌上完成一個時代的詩歌悲劇。這一屆詩會的陣容強大，其中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簡寧、楊克、郭力家、程寶林、張子選都在今后的詩壇產生了重要影響。雄偉壯闊卻又無比滄�；臎龅纳胶ｊP開啟了這些青年詩人詩歌的閘門。面對著北戴河海邊不遠處的玉米地和蘋果樹，有詩人高喊“把玉米地一直種向大海邊” 。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中，王家新、西川等這些被詩歌的火焰燒烤的青年沖向大海。歐陽江河還站在雨中高舉雙手大喊“滿天都是墨水啊” ！正是在山海關，歐陽江河寫下了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廠》 。此時年輕的詩人海子卻孤獨地在昌平寫作！當他得知好友西川參加此次“青春詩會”時，他既為好友高興又感到難以排遣的失落。王家新從北戴河回來后不久收到了駱一禾的詩學文章《美神》 。對于那時駱一禾和海子以及南方一些詩人的長詩甚至“大詩”寫作，王家新是持保留態度的。但是更為敏銳的王家新也注意到正是80年代特有的詩歌氛圍和理想情懷使得寫作“大詩”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和精神趨向，“在今天看來，這種對‘大詩’的狂熱，這種要創建一個終極世界的抱負會多少顯得有些虛妄，但這就是那個年代。那是一個燃燒的向著詩歌所有的尺度敞開的年代” 。( 《我的八十年代》 )

　　而更為刺激的是1988年夏天。當海子準備和駱一禾一同遠游西藏的時候，駱一禾接到了第八屆“青春詩會”的邀請(受邀的詩人還有海男、林雪、程小蓓、蕭開愚、南野、童蔚、王黎明等) 。海子不得不只身遠游，那種孤獨和落寞比1987年西川參會時更甚。設想，如果海子和駱一禾同時參加“青春詩會” ，或者二人一同遠游西藏，也許就不會有1989年春天的那場悲劇。當然也是那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的疼痛與悲劇“成就”了這位詩人。

　　在第八屆詩會期間，年輕詩人談論最多的是駱一禾《遼闊胸懷》中的詩句：“人生有許多事情妨礙人之博大/又使人對生活感恩。 ”“駱一禾生活在大都市，其人與詩卻無浮躁之氣。所謂‘玩’文學是別人的事，而他卻使人們聽到了來自靈魂的聲音。他的創作，正是一種人生通向一個精神王國的歷程。詩友們在討論時說他的詩‘高貴’ ，而這種高貴恰恰出自一個人在面對生活、藝術和信仰時的那樣一種敬畏。 ” (雷霆、北新《 “它來到我們的中間尋找騎手” 》 )

　　四

　　無論是參會的詩人還是詩刊社的編輯以及指導教師，在多年后回憶那段詩歌日子的時候都時時被美好的記憶和激情所點燃。

　　2000年，“青春詩會” 20年之際王燕生這樣寫道：“那是一段讓人熱血沸騰的歲月，是中國新詩燃放焰火的喜慶日子。1980年，經過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中國詩歌呈現空前活躍、空前繁榮的局面，詩人隊伍日益壯大。一大批從煉獄中走出的詩人開始唱‘歸來的歌’ ，更多人拂去心靈上的積塵，擦拭筆尖上的銹跡，抒寫‘開拓之歌’ 。詩刊社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因詩而受難的詩人，復出后若因荒疏而質量欠佳，也一律擇優發表，以慰詩心。尤為可喜的是許多陌生的面孔登上前臺，一些新異的詩也從傳統的母體中分離出來。 ”

　　梁小斌在參加第十八屆“青春詩會”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青春詩會的最大收獲是產生了困惑” 。是的，青春的詩歌如果沒有困惑而只有自信是可怕的，也是可疑的。

　　“青春詩會”幾乎每年一屆，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1981年、 1989年、 1990年、 1996年和1998年“青春詩會”的停辦。也許這五年我們還可以尋找到更多更具創造力的年輕詩人�？上�，歷史沒有給這五年以機會，歷史沒有給那些詩人以機會。缺憾從來都不可避免，歷史不會收割一切。整個三十屆“青春詩會”下來所累積的詩人已經達到了400多人。這些詩人，其中有的已經作古，有的還在異國，有人閃電一樣匆匆閃過就再沒有了聲息。而那些堅持下來的“少數”詩人如今已經成為當代漢語詩歌史的一個個象征性的坐標。我們不能不發出種種感喟！“青春詩會”的方式無疑對中國青年詩人的成長起了催化劑一樣的效果。很多當時籍籍無名的詩歌寫作者從此平臺開始不斷向各自更高的高地甚至高原前進。

　　關于“青春詩會”有人認為從1986年和1987年開始就走下坡路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曾參加“青春詩會”的詩人后來竟然反戈一擊，對“青春詩會”有種種微詞甚至進行公開指責。也有人認為近些年的“青春詩會”已經成了去各地觀光的“飯局”和“名利場” ，也有人對一些“青春詩會”的參加者予以種種理由的否定和批判。那么這種種的“不待見”所呈現的是怎樣的一番文學生態和詩人的集體心理的轉變？在1980年到1987年之間“青春詩會”很少受到詩壇的批評，而加之1989和1990年的停辦，基本上80年代就這樣結束了。顯然自1991年開始隨著社會語境的轉換以及所謂的詩歌的邊緣化和大量民刊的涌現，這都對《詩刊》以及“青春詩會”產生了不小的沖擊。詩人臧棣就認為如果說“青春詩會”在80年代還起到過扶持作用的話，那么到了整個90年代“青春詩會”則基本上談不上什么影響了。甚至還有人認為整個90年代的“青春詩會”因為遠離了詩歌現場而談不上有任何意義。我們一直強調所謂的現場和歷史，但是顯然在不同立場的詩人那里歷史和現場具有了巨大的差異性。就整個90年代而言，詩歌的現場是什么呢？當我們重溫這一階段“青春詩會”的名單，為數不少的在整個90年代的詩壇表現突出的詩人都進入了此前和當時的“青春詩會”的陣容。當我們看到于堅、西川、王家新、韓東、翟永明、歐陽江河、小海、臧棣、伊沙、侯馬、宋琳等這些詩人的名單時，答案已經揭曉。當然就這一時期來看，確實有為數不少的青春詩會“入選者”不僅湮沒無聞，而且與當時未能入選的同時代詩人比照而言他們也并不優秀和顯得更重要。

　　對于當下正在興起的娛樂圈的“選秀”浪潮，有人認為“青春詩會”只不過是官方刊物維護自己地位以及各地文學利益分果果、占座次的炒作和沒有意義的噱頭，我卻不這么認為。在中國話語場中我們可以用種種理由來否定一個人和一個活動，但是平心而論的公允言辭卻顯得稀少。當我們回顧整整三十屆“青春詩會”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到一些帶有“異議”色彩的詩人以及風格迥異的詩人(什么“個體”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等等)是被“青春詩會”所容納的，所以從評選標準來看還是比較多元的。當然這三十屆也并非次次都如人意，而無論是《詩刊》編輯還是參與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每次的評選結果有微詞和不滿之聲。這也是正常的。誰也不能保證每次入選的都會成為大師級的毫無爭議的人物。當然評選是有起碼的標準的，如果這個標準被僭越，那么其結果自然可以想見。對年齡等方面的限制，也是一些詩人未能最終進入評選視野的原因。那么，可能會有人說你是否在為《詩刊》和“青春詩會”辯護？我想說的是確實近年來隨著文學生態的日益功利化以及刊物內部的一些原因使得有些年份的“青春詩會”在公布名單時總會因為有些入選詩人大出人們的意料而引起爭議之聲。此大跌眼鏡之舉也確實是評選中各種因素滲入所導致的參差不齊的結果。但是，無論我們是否有微詞和不滿之聲，當我們放眼當下中國的詩歌現場，還沒有任何類似的活動能夠取代34年來“青春詩會”的意義和價值。

　　最后再說一句話，感謝那些和詩人喝酒談詩的日子。那一個個面紅耳赤的時候值得珍惜，在這個時代也許只有一種人能夠袒露心聲和朋友兄弟說話了。你能夠偶爾一兩次對朋友說謊，卻一次也不能對詩歌和詩人說謊！詩者，從言，寺聲。在寺廟和佛祖面前，你知道該怎么說，也該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