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一個中國青年智識者的自白(郭艷)

    徐則臣，小說家，1978年出生于江蘇東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代表作有《耶路撒冷》、《午夜之門》、《夜火車》、《水邊書》、《天上人間》等，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春天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獎項得主。

　　“多聲部”的敘事能力

　　徐則臣是一個真誠的敘述者，文風沉穩敦厚，氣質內斂而心存高遠。他靜觀大城小事，照亮平庸個體的精神維度。他冷眼文化裂變的城和人，又時時在不經意間閃耀理想主義的絲縷光亮。

　　作為“70后”的實力派作家，他的《水邊書》年輕生猛的成長率真純粹，《蒼生》中有著對于“文革”的少年視角，在青春生長的背面敘寫一代人的精神苦悶與迷惘。這種生長不同于以往年代物質匱乏的苦難，卻在風俗和觀念的嬗變中凸顯“70后”對于村鎮生活的獨特記憶�！短焐先碎g》、《我們在北京相遇》、《偽證制造者》敘述了徐則臣眼中“新北京”以及混跡于這所巨型城市的各色人物，從而讓他獲得了一個更為闊大遼遠的視域：從鄉土社會經驗直接進入北京敘事，而北京又是一個新舊雜糅、兼容并包、無所不有的時空場域�！兑够疖嚒分袑τ诋斚轮�識分子精神層面進行深入剖析，木年的校園成長經歷凸顯了前輩學者受制于權力話語的懦弱與退讓，同代人受制于物質欲望的可憐與悲哀。

　　徐則臣自身北大文化的濡染，多方面和世界文學的親密接觸，以及身在文學現場的人生境遇，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讓他獲得了一種“多聲部”的敘事能力�！兜绞澜缛ァ泛汀栋汛髱煉煸谧焐稀繁磉_了當代中國青年智識者對于鄉土、自我和世界的現代認知，這種認識不再具有強烈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的獨異性，而是以日漸成型的現代人的眼光去打量并重塑自己的中國記憶和世界經驗。近期長篇《耶路撒冷》最為突出的品質是對于世道人心宅心仁厚的摹寫，大膽地以人物來結構長篇敘事。人物在當下是最難以勾勒和描寫的，而徐則臣通過筆下一個個人物凸顯出這個時代個體文化身份認同的復雜性，不同時代人們之間無法認同又互相體恤的同情之理解。這種同情之理解在當下文化中是稀缺的，因此也凸顯了“70后”一代作家觀照自我和世界經驗的當下情懷與現代性特征。

　　寫出平庸個體的命運感

　　在“北京系列小說”之后，《耶路撒冷》是作者重新思考現代性、傳統鄉土、文化與個體生命經驗的精神煉獄。作品寫出了命運感，這種命運感不是個體人物一生的遭際與經歷，而是大時代中無數平庸個體的命運感。易長安、舒袖、呂冬、楊杰……這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物，在《耶路撒冷》“到世界去”的大情境中袒露著時代青年忙亂而瑣屑的物質主義生存和無所作為的苦悶——他們是當下“70后”一代自我生存的寫照，由此這個長篇中的人物可以當作一代人的文化標本。小說中的初平陽是一個具有文化身份自覺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知識分子被嘲弄的當下，初平陽是獨異的，而徐則臣也沖出了內斂低調的寫作個性，終于以“記憶是一種責任”的心態來建構自己的文本和風格�！兑�路撒冷》帶著落拓江湖君莫問的飄逸和曠達，一路為中國青年智識者正名——廟堂家國與市井江湖，都在一代人冷眼熱心的胸襟里蕩氣回腸。

　　小說主人公初平陽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典型人物，他具備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莘莘學子的諸多特征：讀完本科，讀碩士，讀博或者找錢出國，這原本是一個非常平面化的毫無戲劇沖突的非典型化人物，然而徐則臣又一次從常態生存入手，剖析個體在時代中肉身與靈魂的掙扎與苦痛。初平陽的返鄉是對于水鄉風物人情的徹底決裂與破壞——因為他要賣掉祖屋，攢錢去朝拜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象征所謂現代知識與文明的一所大學。

　　因為太急于到達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于是就以出賣大合堂為代價——初平陽和姐姐一起以親情的名義讓自己的父輩徹底斬斷和故土的精神聯系。初醫生夫婦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善良有禮的中國人，溺愛孩子的父母最后給自己解釋：不就是兩間破屋……同意出售大合堂，只要能夠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哪里不一樣？家人和家的觀念在無形中已經取代了傳統社會中的倫理文化秩序，這集中體現出了父輩在日益逼仄的傳統文化處境中的退讓，這種退讓從容而哀傷。父輩是善良、無奈又帶著盲目信任，將未來寄托在子女“到世界去”的行動和信念上的。這種生活時刻發生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無聲的土崩瓦解中，在現代線性的時間維度上，奔跑的中國和中國青年從未停下腳步。

　　坦陳智識者的現代文化身份認同

　　“70后”一代最為突出的特征是騎墻或者說瞻前顧后的文化姿態，因此才會有初平陽深入骨髓的痛苦。初平陽們了解父輩的憂傷與擔心，但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地前行，帶著肉身和靈魂的重負，與最親密的鄉土和家人刻意地制造著遠行和離別。汪曾祺的水鄉意境在小說的前半部依然有著小提琴般悠揚的旋律，在運河及其兩岸飄蕩著鄉土風俗畫的余韻。作為一個閱讀者，潛意識里當然更希望作者能夠提供更多的運河故事，無關乎當下的邊城敘事，難得浮生半日閑的白日夢，看看水鄉審美的過去。然而時代畢竟是迅猛的甚至于是破壞性的，小說的下半部也無法坐穩大合堂的氣場。在這一點上，作者無疑是殘酷的。因為在溫暖寬厚又逼仄壓抑的鄉土上，即便是日日家鄉鱸魚莼菜，也無法掩蓋一種不能和世界同步的失敗感，這種根深蒂固的失敗感來自于環境、體制、文化、生活方式和個人興趣愛好等等從宏觀到微觀的復雜精神體驗。

　　由此，初平陽的返鄉之旅實質上是一次論證自己文化身份的過程，通過與鄉土現實的再次正面遭遇，凸顯出了自身與鄉土精神的同構與斷裂。其同構性在于他對鄉土無限的理解與回憶，那種對于大合堂藥味的回味，對于父母和運河的體恤，同時也直接目擊了鄉土被偽古典化的尷尬與黑色幽默。大合堂和老何魚湯已然逝去，鄉愁本身已經偽鄉愁化了，所以初平陽大聲告訴自己和鄉土：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初平陽有著明確的現代性思路，盡管帶著猶疑和無限悵惘卻依然要“到世界去”，在這樣一個目標的支撐下，初平陽具備了當代英雄的悲壯色彩。

　　在當下時代，什么樣的人才能算得上當代英雄？一如司馬遷所言：“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直言胸臆在這個時代是匱乏的，坦陳自身精神困境和價值抉擇也是彌足珍貴的。正因為初平陽是個始終有著靈魂追問的個體，且在返鄉之旅中將這種追問延展至一代青年，于是作品通過文化標本式的人物，抵達時代文化的精神本質。那殺靈魂的消費與欲望盡管無處不在，小說在展現出欲望泛濫和人性冷漠的同時，卻賦予初平陽反省自我、他者和世界的心胸和能力，他的當代英雄身份便應運而生�！兑�路撒冷》試圖勾勒出一個中國青年智識者的代言人——初平陽在精神困境和靈肉迷惘中依然堅定前行，告別鄉土卻在巨大的悲憫中與鄉野蕓蕓眾生異質而同構，清醒而堅定地向著現代性的利刃之尖走去。人物在靈魂下墜的過程中，卻能夠在精神焦慮中叩問“我是誰”，并且在日益坍塌的倫理文化困境中艱難地重構自身現代個體的文化身份與合法性。

　　《耶路撒冷》坦陳智識者的現代文化身份認同，明晰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和看法。當下寫作消平深度至價值混亂，作者往往除卻強化混亂的現實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可以表達。在現實生活流的敘寫中，大多“70后”在猶疑和內省的精神狀態中遮蔽了自我成長的真實聲音，由此在沉默的夾縫中難以抵達真正的自我。徐則臣因為袒露一代青年真實的精神困境，表達同質化個體的時代命運感，從而將寫作和自身的價值觀、世界觀表達貫通，由此他的寫作在多聲部話語中凸顯作家自身強悍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照亮復雜的經驗世界，也讓“70后”作家告別“在場缺席者”的尷尬，重新表達屬于時代新人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