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厚的人是美麗的——丁玲與陳學昭(陳漱渝)

▲丁玲

▲陳學昭所寫的長篇通訊《延安訪問記》

▲陳學昭是著名記者、女作家，曾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本文標題套用了女作家陳學昭的一部自傳體小說的書名：《工作著是美麗的》：小說上卷1949年在大連東北書店出版，續集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引發我寫作此文的是丁玲給陳學昭的一封信：

　　學昭同志：

　　春節過去了，你過得還好嗎？甚念。你懷念魏伯同志的文章，《中國》編輯部覺得文學性少了一點，不愿發，我又把它轉到《光明日報》他們也退回，只說時間已過……現寄回，望原諒。

　　浙江紹興有個吳似鴻女士，是蔣光慈的愛人。蔣光慈逝世后，她一直獨身，身世坎坷，現在也老了，生活很艱難，一月才五十元，來信給我。我很同情，給黃源去了一個信，望稍事照顧，并且寫信給吳似鴻，要她去杭州走走，要她去看看你。我以為你還是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至少在精神上有點慰藉，你不嫌我太唐突了嗎？她也不一定來，如果看你，望接待她一下，如能在文聯說一句半句話，也許有些效果。自然天下事都不能如我們的意思。

　　冬安！

　　寄上一本《中國》，不知杭州有賣的沒有。

　　丁玲

　　1985年2月4日

　　這封信給讀者的印象，是丁玲跟陳學昭之間的老友情深：她關懷陳學昭的生活，創作，而且希望她們一起去關懷比她們更需要幫助的蔣光慈遺孀。誰能想到，在寫此信的30年前，陳學昭曾經給過丁玲以巨大傷害呢？

　　那是1955年8月13日，陳學昭在中國作協批判丁玲的黨組擴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揭露“丁玲借毛澤東之口吹捧自己”。對于當時身處逆境的丁玲來說，陳學昭的發言無疑是火上澆油，雪上添霜。丁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秉性善良的陳學昭為什么會一反常態，做出這種夸大渲染、有悖事實的發言。

　　其實，這次發言之后內心感到撕裂般痛苦的并非丁玲一人，發言者陳學昭更是經歷了巨大的情感煎熬。1956年夏天，中國作協派另一位女作家丁寧去杭州找陳學昭核對材料，就住在陳學昭家中。一天深夜，丁寧從睡夢中驚醒，只見陳學昭身著白色睡袍站在她的床前，充滿痛苦和悔恨地說：“我去年會上說的那些話都不作數，都不作數�！�

　　那么陳學昭當年為什么要講這種“不作數”的話，既傷害對方，又折磨自己呢？不久前，我看到陳學昭80歲時的一篇手稿，題為《別時容易見時難》，才解開了這個謎團。

　　據陳學昭回憶，1955年批“胡風反黨集團”時，她已被隔離。突然一天，有人召見，讓她交代她跟胡風的關系。她說她跟胡風沒有往來。這個人又叫她交代跟丁玲的關系。1953年秋天，陳學昭來北京探望女兒，并修改她的長篇小說《春茶》。丁玲在東城多福巷有一處四合院，比較寬敞。陳學昭是丁玲領導的文學講習所的專業作家，跟雷加、碧野、逯斐同在一個創作組，丁玲便騰出一間書房，支上一張小床，讓陳學昭在她家潛心寫作。由于彼此都忙，連吃飯都是急匆匆的，所以很少交流。陳學昭只記得丁玲鼓勵她修改好作品。當時女作家白朗出版了描寫工人的長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女作家草明出版了描寫工人的中篇小說《原動力》。丁玲鼓勵陳學昭向她們學習，寫好工農兵。聽完陳學昭以上陳述，來人很不高興。他警告陳學昭：“好好想想，她和你談些什么？你不講，對你沒有什么好處�！边@樣的單獨召見又進行了一次。在這種情況下，于是發生了1955年8月13日的那一幕。

　　丁玲雖然對陳學昭的發言甚感詫異，但她了解那個畸形歲月對人性的扭曲。她本人不也做過違心的檢查，給自己無限上綱嗎？于是她選擇了對陳學昭寬容，因為她明白，寬容是美德，而不是懦怯。她不愿意輕易割舍革命歲月中結成的珍貴情誼。這種情誼來自于今生的緣分，來世不會再有。陳學昭也感激丁玲對她的寬容，她在回憶文章中說，丁玲根本沒有計較被她揭發這件事情，甚至談到周揚時也是微笑著的。寬容者的微笑，是人世間最美麗的表情。

　　現在讓我們回顧丁玲與陳學昭長達半個世紀的情誼。丁玲雖然比陳學昭年長兩歲，但在文壇起步卻比陳學昭遲3年。丁玲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是在1927年冬，而早在1924年，18歲的陳學昭就在《時報》新年增刊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婦女》，獲征文第二名。1925年，19歲的陳學昭又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倦旅》。1983年12月8日，丁玲在致陳學昭的信中說：“學昭同志，你開始寫文章的時候，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你那時大約只有十七八歲，而你的文章卻寫得那么清麗。你受西歐文學的影響較多，你懂法文，又在法國居住很久，你可以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有學問有修養的閨秀作家，過上優裕的生活，但你一開始就具有比較新的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在我們抗戰的艱苦年代，你勇敢地跑到延安來了，并且一直堅持到底�！倍×嵩谛胖杏迷娨话愕恼Z言贊美陳學昭：“你年輕就如一枝早熟的春蘭，峭然挺立在石山上。閑花野草可以趁春風燦爛一時，而你卻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

　　陳學昭“跑到延安”是在1938年8月。她以黃炎培主辦的《國訊》周刊特約記者的身份拜訪了很多中共領導人，在重慶和香港的報刊上發表了長篇通訊《延安訪問記》。也就是這時，丁玲與陳學昭初見。她在延安大禮堂觀看了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的京劇《忠烈圖》和秦腔《烈婦殉國》，又特意到中共中央招待所(西北旅社)拜訪了丁玲。她們的真正交往開始于1949年3月。當時丁玲在沈陽魯迅藝術學院一棟小樓里寫訪歐散文，陳學昭也到這里休養，雙方交談甚歡。丁玲當年在日記中評價陳學昭：“覺得她還能懂得些人情，還可談，還不淺薄，而且是一個較天真的人�！边@年7月，她們共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留下了一幀她們跟女作家草明、曾克的四人合照，記錄了在革命年代里的珍貴友誼。

　　上世紀50年代初，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出版不久，有人對這部小說求全責備。丁玲挺身而出為陳學昭辯解：“文學作品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主題和表現方法，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讀者群。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就應該得到支持和鼓勵�！倍×岙敃r是中宣部的文藝處長，她的話是有影響力的。

　　丁玲在1955年之后的遭遇眾所周知。陳學昭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兩人從此闊別了24年。直到1979年才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匆匆一見。丁玲告訴陳學昭，這兩年周揚見了她，客氣了一點。1983年5月28日下午，丁玲夫婦利用去浙江義烏參加第一屆馮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之機，特意到杭州龍游路4號看望了陳學昭。這是她們的最后一次見面。據陳學昭回憶：“丁玲同志坐在一只小沙發里，斜對面的一只沙發，黃源同志坐著。我的房間極小，我要把自己坐的木椅子給陳明同志坐，他客氣，坐在小桌子邊的一只小方凳上。丁玲同志和我，兩個人都凝視著，她凝視著我，我凝視著她。我覺得她比以前胖了些，但精神飽滿�！�

　　兩位老友相互對視，似乎給人以“縱使相逢應不識”的感覺。不過，1983年丁玲的境遇已經有了很大改變。雖然為她徹底平反的中組部通知直到1984年3月才下達，但丁玲早已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了副部級待遇。根據陳學昭的描述，她當時的境遇仍很潦倒，以致陳明來家只能坐在小方凳上。

　　就在這次會見時，丁玲談到她當年4月曾應法國政府邀請到巴黎訪問，碰到了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瓦。1955年波伏瓦訪華時，陳學昭曾陪同并任翻譯。波伏瓦特意托丁玲轉達她的問候，這對于潦倒中的陳學昭無疑是一種安慰。丁玲告別時堅決不讓77歲的陳學昭送她，一邊健步如飛地下樓，一邊說：“我會再來看你！”不料竟成永訣。

　　1986年3月4日，82歲的丁玲與世長辭，80歲的陳學昭在綿綿不斷的思念中寫了悼文《別時容易見時難》。文章結尾寫道：“自從3月4日起，我天天想起她！我們從1957年開始就完全被隔絕了。丁玲同志！我們何時再見呢？！你在哪里？我只能夢想著您！我只能在夢中再見您！在我的心里，您永遠活著！”

　　(本文是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現當代文學著名學者陳漱渝先生為紀念丁玲誕辰110周年撰寫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