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天空——金沖及先生談史學研究(謝穎)

▲金沖及先生近影

▲《辛亥革命史稿》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人物簡介：

　　金沖及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195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并留校任教。1972年起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總編輯，1984年起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常務副主任、研究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2004年任中國史學會會長，2009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專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與胡繩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主編《毛澤東傳》、《周恩來傳》等具有重要學術影響。

　　■編者的話：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了以史為鑒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性。以史為鑒的前提是要研究歷史、總結經驗，有對“史”的正知正見。本刊近日走訪了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請他結合自己多年的治史經歷，談談心得體會。84歲的金先生研究中國近代史早已著作等身，但仍在學術天地里樂此不疲地忙碌著。今年以來，他相繼為《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撰寫長篇論文；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力作《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本文中，金沖及先生主要暢談了史學研究的“三種關系”。

　　學與思：身臨其境

　　學術周刊：金先生您好！您從事近代史研究已經有60多年，您為什么會選擇史學？

　　金沖及：今天的一切都是從昨天發展而來，今天我們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時首先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的原因，這些是歷史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我1947年進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學習，之后就開始從事史學工作，一直到現在，因為我喜歡歷史。我小學時閱讀了商務印書館的歷史小叢書，非常有吸引力，我對歷史很好奇。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有一次在講科學發展時，提到了兩個動力，第一是社會的需要，這一點我們都非常清楚，也能夠想到。他又說，第二是人的好奇心，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好奇心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激勵人們去思考和探索。蘋果從樹上掉下來，誰都能看到，但牛頓就有好奇心，好奇蘋果為什么是往地上掉而不是飛天上去，這個好奇心最終結果是力學研究的巨大成果。我想學術研究工作是離不開好奇心的，弄清楚一個問題究竟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這樣？再往下就是可以從中悟出一些更大的道理，對社會對人生都有指導意義。

　　學術周刊：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文獻，您說過您做研究時，80%的時間用來讀資料，20%的時間用來寫作，為什么這么做？

　　金沖及：歷史研究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充分考慮客觀事物的復雜性，不能想當然，這里面有個學與思的問題�！墩撜Z》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做學問的根本。所謂“學”，從史學研究來說首先要讀大量的史料。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再回到歷史發生的現場。我還算是有一些“有利條件”，我今年84歲，很多近現代的歷史我經歷過，有親身感受，但再往前也不行了，經歷過的知道也有限，從哪里了解呢？只有讀史料。舉個例子來說，要評論一個人，你首先要了解這個人方方面面的情況：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不同時期的經歷表現等等，如果要能深交更需要這樣。你了解透徹了，講起這個人來，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在點子上。相反，如果對這個人只有粗枝大葉的了解，甚至是道聽途說，盡管講起來仿佛頭頭是道，熟悉這個對象的人一聽，就會打個問號——他是這么回事么？歷史研究也是如此，要寫好一段歷史，最理想的狀態是似乎“身臨其境”，要花大氣力鉆研史料，了解方方面面的因素，認清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盡量做到非常熟悉。如果走捷徑，東抄西抄，用所謂的最新方法分析，得出標新立異的理論，在行家看來，同樣會問：是這么回事么？

　　學術研究總是要回答和解決問題，所以僅有“學”不夠，還要“思”。學和思并不是按順序排列、不同的兩個階段。有的人看資料的時候不思考，只顧著做記錄、做卡片，看完了再對著記錄思考，這怎么行？學與思是同時進行的(但有個前提，就是已經具備相當的知識積累，這種積累，還得從ABC做起，從入門做起)，先對問題的答案在頭腦中形成一個假設，接著在讀史料過程中可能有這樣幾種情況：一種是越認識越豐富，衍生出很多點；一種是最初的基本看法可以，但需要局部修正或補充；還有一種是看到最后，發現更重要的因素，推翻了之前的設想。所以學與思是同時進行、相互影響的，設想決不能成為成見。這樣歸結起來，關于80%與20%的時間分配原因就很清楚了，用大量的時間學習和思考史料，用事實說話，分析方方面面的因素，看完后基本上已心里有數，就可以開始寫了，寫出的稿件反復修改后定稿。

　　學術周刊：具體是怎么研究資料的？能否結合實例解讀一下？

　　金沖及：我寫《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時，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三卷講的是1911年，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四川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的資料非常多，還有大量研究著作。我首先要讀別人寫的保路運動史，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讀完后就會想，還有哪些問題自己仍沒有弄清楚？當時腦子里有這么幾個問題：第一，保路運動起源于清朝宣布“鐵

　　路國有”的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清朝統治在1911年已經搖搖欲墜，強行將鐵路收回肯定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為什么清廷在此時還會做這樣激起眾怒的事呢？第二，保路運動最先在湖南湖北興起，四川行動稍晚，并且初期很溫和，但結果卻發展得最為激烈，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線，這是什么原因？第三，從當時的記載看，保路運動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特點是什么？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的原因和關鍵點在哪里？第四，保路運動前三個階段起主導作用的是立憲派，而第四個階段則是同盟會主導，這個變化是怎么形成的？這四個問題不是憑空形成，是經過認真地學與思得出來的。已經有那么多關于保路運動的著作，我要寫的話，還能寫什么？有了這四個問題，我覺得可以下筆了。

　　博與專：不可偏廢

　　學術周刊：我們知道，雖然您從事史學工作已經有60多年，但是這期間，您同時還擔負著大量的行政工作，很多著作都得在“空余時間”完成，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金沖及：相比大多數的史學工作者，我算是一個“特殊情況”，從1953年開始，中間經歷了復旦大學、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獻研究室，直到2004年，我才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自己可以支配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時間是有限的。在文物出版社，主要工作在考古和古代歷史方面，與我原來所學、與近代史研究區別很大；在中央文獻研究室除去單位的日常工作，還負責了好幾部傳記的研究和編寫。在很長時間內，近代史研究成了“副業生產”，有時甚至被擠成“業余愛好”�，F在史學研究發展非�？�，不斷出現很多新的研究成果，這好比參加賽跑，別人全力以赴，我只有一條腿在蹦，又力求不要太落后。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時間就必須掂量著用。剛才我們說到要全面掌握資料，但是資料是個無底洞，有時要適可而止，無論是對自己的研究領域，還是對文獻資料，都應有清晰的認識和選擇。

　　學術周刊：那么如何選擇呢？

　　金沖及：這需要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我們都知道博而不專是不好的：樣樣都知道一點，哪樣都不能深入，淺嘗輒止，最終一個問題也不能解決。歷史研究是專業性的研究，是嚴格系統的思維訓練。對研究的題目、基本資料必須都認真讀過，有的要反復讀，還要努力發掘能說明問題的新資料。不過，只強調“�！币矔�出現問題，現在有一種新的景象———博士不“博”。我自己也帶了不少博士生，通常他們在大學階段做論文時對某個題目產生興趣，在碩士研究生階段深入研究，寫出專題論文，到了博士階段，更加一層一層追下去，研究領域越來越窄。比如研究近代中國大學，應該把大學的發展放在整個社會中分析，大學的變化源于社會變遷；反過來，大學又對社會包括培養的大學生產生社會影響。問題分析到這里還可以往下，可以專門寫清華大學，還有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檔案資料都十分豐富。這樣做下去是個無底洞，對處于研究起步階段的博士生來說，并非有益，“�！睍�成了“窄”。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一多相容，博與專不能偏廢，先要把專的基本資料讀好，到一定程度后，有了積累，還要能跳出來，獲得廣闊的視野。這對史學研究非常重要。

　　學術周刊：您能否仍以辛亥革命史研究具體談談如何對博與專不偏不廢？

　　金沖及：我做辛亥革命史，首先要對辛亥革命本身的文獻資料、著作有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不過，接下來我還讀法國革命史，讀了好幾部，這還不夠，繼續讀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史，如菲律賓。為什么？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跟辛亥革命作比較，一方面有相似性，可以看出規律；另一面有不同，可以看出特點。要是沒有比較，只能就事論事，規律看不到，特點也看不到。

　　我1972年調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工作內容比我自己的研究領域早了幾千年，我像小學生一樣地學，考古、陶瓷、青銅器、古建筑，一門一門學。我花一年的業余時間讀了《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接著讀二十四史，讀了十四部。這些并不能說對專題研究有什么具體的用處，短時間可能看不出來，但時間一長，對于研究分析歷史問題，有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就好比對于一個心臟病人來說，硝酸甘油是必需品，直接針對疾��；但米飯饅頭也需要，吃下去，好像說不出它作用在手臂上還是作用在哪里，但不吃卻是不行的。史學研究需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不是一輩子只集中力量做一個題目，各方面知識的積累也很重要。

　　繼承與創新：尊重實踐

　　學術周刊：您剛才說，近些年史學研究發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斷出現，您如何看學術創新？

　　金沖及：學術研究當然要創新，不創新就沒有發展，其必要性不需多做解釋，但是現在很多人一說到創新的時候，對前人的成果常持有很不尊重的態度，認為那是舊的東西。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個人吃餅，吃第一個不飽，吃第二個也不飽，一直吃到第六個才飽了，于是說早知道我就吃這一個就好了，前面五個吃了都沒有用。在當下的語境中，“舊”似乎成了一個貶義詞，其實，衡量一個事物的標準是是非，而不是新舊，有時候新的可能還不如舊的。學術創新正是在尊重并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實現的。對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了解，不做重復工作，老老實實地繼承已有的成果。剛才我們說到保路運動史的相關著作，我一點也沒有輕視的意思，而是認真地學習，然后尋找還沒有解答的問題。

　　理論創新是極重要的，但真正的理論創新應該是在實踐中經過檢驗，總結出的規律性的東西。比如說毛澤東同志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詳細寫到幾次反圍剿，但他并沒有停留于此，而是進一步歸納出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這是理論創新。有些創新離開了實踐以及對實踐的反復考察和思考，只是憑空苦思冥想，想當然地創造新花樣，那樣創新便失去其本意。

　　學術周刊：這種真正的理論創新需要平和的心態以及扎實的研究，不能浮躁，您對史學工作者有什么話要說嗎？

　　金沖及：我曾經對青年史學工作者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過渡時期的。陳子昂說“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我們則是“前不如古人，后不如來者”。從前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對新史學有開辟之功，我們做不到了；往后看，未來太平盛世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寄希望于后來學者。我的求學和研究生涯處在動蕩之中，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年代，有很大的難處�，F在的學者環境很好，但面臨的誘惑太多，有很多事分散精力，甚至造成急于求成的心態和浮躁的學術風氣，需要努力克服。

　　我在75歲生日后開始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不會用電腦寫，用的是“笨辦法”，120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手寫而成。寫好初稿后又翻來覆去修改補充，改的幅度相當大，有最新出版的資料需要補充，有開始沒悟到、后來有了新的看法也需要補充，花費了很多精力。一般說來，一段時間總要有一段重點。確定了目標，就一定要下狠心努力做到它。因為年齡關系，現在逐漸放低了標準，80歲過后，我寫了一本《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20萬字。三大戰役史已寫得很多，我選擇的角度是寫兩個統帥部怎么應對�，F在我已經84歲，標準又降低了一些，這不是偷懶，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小一些的課題，希望能在史學領域繼續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