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徐遲(周明)

　　發表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一期的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曾經感動和激勵著一代人為科學的春天，為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而奮斗。時隔30多年，這篇作品依然被文學界和讀者常常提及和談論。

　　那么這篇作品是怎么誕生的呢？它有著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人民文學》組織這篇作品是緣于當時中央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而實現“四個現代化”自然需要知識，需要知識分子�？墒鞘�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顛倒，“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和黨中央花了很大的氣力撥亂反正，正確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這個重要時刻，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科學界的力量，投入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獲此消息，《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深受鼓舞，感受到了責任和使命。大家想如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作品該多好！這自然只有報告文學最適宜，它能夠迅速反映現實。

　　然而，寫誰好呢？又請誰來寫呢？就這兩個問題編輯部展開討論。對報告文學來說，選題和選作者同等重要，如果兩者都選準了，這篇作品就有成功的把握。在討論的時候，突然間有人想起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個民間故事，有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成員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一名大數學家陳景潤教授。因為，他從一本權威科學雜志上看到了陳景潤攻克世界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學術論文，十分敬佩�？僧敃r很少有人知道陳景潤，更不了解他所取得的成果。于是，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尋找，終于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發現了這位數學家。然而又聽說他是一個“科學怪人”，其中還摻雜了許多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和所謂“自私”行為的傳說。但畢竟他突破了一項數學界的國際難題，該寫他。

　　寫作對象確定下來之后，我們又開始考慮，請哪位作家來寫比較好。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徐遲。因為他雖然是詩人，但做過新聞記者，也寫過不少通訊特寫。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學》發表過一篇名為《祁連山下》的人物特寫，寫的是敦煌藝術保護專家、著名美術家常書鴻的動人故事，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題材，在當時反響頗好。于是，編輯部就指定我來打電話聯系。因那時我分管報告文學，又和徐遲熟悉。

　　1977年秋，我開始聯系徐遲。徐遲原來在《詩刊》做副主編，后來響應中央的號召——“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就去了湖北省文聯。在電話中他告訴我說單位正動員他退休，他也準備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潯鎮，如果要他寫東西，當然太好了！他說：“10年沒動過筆了”，他問寫誰？我說，陳景潤，一個數學家。他說，聽說過，但是不了解。我說，不要緊，來了以后咱們再商量，我們陪你去采訪。他便說，那就試試看吧。放下電話后我分析他為什么說“試試看”呢？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他覺得數學這門學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聽說陳景潤是個“科學怪人”，盡管他對“哥德巴赫猜想”有貢獻，成就了不起，但這樣的“怪人”容易接觸嗎？采訪會順利嗎？因此有些猶豫不定。

　　過了幾天，徐遲便從揚子江畔風塵仆仆地到了北京。10年了，不曾見面的老朋友聽說他來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有的為他高興，有的替他擔心，因為人們說，這是一個有爭議的是非之人！徐遲的姐夫——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堅定支持他，說：陳氏定理了不起啊，應該寫！

　　開始我打電話給科學院聯系時，接電話的同志聽說邀請作家寫陳景潤，感到很驚訝，委婉地勸我們寫寫科學院那些又紅又專的科學家。后來得到院領導方毅同志支持和同意。1977年秋天，我陪同徐遲進入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接待我們的是數學所黨支部書記李尚杰。他是一名轉業軍人干部，對陳景潤很關心，也很愛護，給我們講陳景潤時都是“小陳小陳”的，感覺非常親切。在辦公室里，他給我們講述了陳景潤如何埋頭論證“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跡，并且強調說“小陳”人本質挺好的，社會上傳言說他有這樣那樣的怪毛病，主要是由于陳景潤自身的封閉和傳聞，才引起大家對他的誤解。隨后他拿出陳景潤的論文和公開發表的學術成果讓我們看�？粗�看著，徐遲緊皺著眉頭說，“哎呀，周明，你看這些稀奇古怪、深奧的方程式，我們怎么弄得懂��？”

　　過了一會兒，李尚杰回來了，后面還跟著一個人，個頭兒不高，身著一套普通舊藍制服，一張娃娃臉紅撲撲的，顯得很年輕。李尚杰介紹說這就是陳景潤，我們大吃一驚，根本沒有想到這么快就見到了陳景潤。李尚杰又向陳景潤說明了我們的身份和來意。我又特意向他介紹說，我們特約作家徐遲同志來采訪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攀登科學高峰的事跡，然后寫一篇報告文學，準備發表在《人民文學》上。他顯得很激動，緊緊握住徐遲的手說：“徐遲，噢，你是詩人，我中學時就讀過你的詩�！倍�且緊接著急促地對我們說不要寫他，還是寫工農兵，寫老前輩科學家吧！寫寫敬愛的華主席，敬愛的鄧副主席、敬愛的葉副主席等等，他的話語像連珠炮一樣，用的都是當時報紙使用的語言。徐遲笑了，對他說：“我們來是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你放心好了�！标惥皾櫧又�真誠地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边@一番對話，讓我們很快拉近了距離。徐遲問他“哥德巴赫猜想”攻關最近進展情況如何？他說現在到了最后關頭，但也正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不過，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詩后，他很受鼓舞。

　　在這次交談中，陳景潤還給我們詳細地講述了他在“文革”中被殘酷批斗的慘狀，以及他如何施計躲避參加斗爭他的老師華羅庚教授的情形。聽著他的講述，我們不時感動著，徐遲突然動情地俯耳對我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蔽耶敃r一聽非常高興，覺得這篇作品有希望了。

　　當天我安排徐遲住進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東總布胡同主編張光年(光未然)家，當面向他匯報了當日采訪的情況。光年同志饒有興味地聽著，還不時提問。聽我匯報完后，他顯得有些激動，斬釘截鐵地說，“文革”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現在黨中央提出搞“四個現代化”，這就要依靠知識和知識分子！陳景潤如此刻苦鉆研科學，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 摘下了數學王國的皇冠，這是很了不起的！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不可以進入文學畫廊？他讓我轉告徐遲，思想要解放，作品一定要創新，不要怕尖銳，怕的是不準確。如果作者把握的不準確，讀者就不會心服口服，如果把握的準確，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就不要怕尖銳。我現在還依稀記得他最后動情地說，就寫陳景潤！不要動搖！不要管社會上對他的種種議論，也不要擔心作品寫出來會惹麻煩，我們就是要為知識分子正名，重塑他們的形象。他說，我相信徐遲一定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如果順利，就在明年一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發表。正是張光年果斷地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返回中關村后，我向徐遲轉達了張光年同志的看法和意見，徐遲很高興，說那咱們就住下采訪吧。他把日程安排得很滿，每天要訪問好多人，要和陳景潤談，也要訪問陳景潤的老師、同事和有關的人。有說小陳好的，也有貶抑他的，徐遲說正反面意見都要聽，才能對一個人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在采訪的那段時間里，徐遲基本上和陳景潤一塊兒吃飯、一起聊天，還去了陳景潤經常出入的圖書館，專門看了陳景潤在“文革”中被毒打而滾下樓的那個樓梯。以及那個神秘的演算課題的6平方米的房間，很快，他和陳景潤成了知心朋友。為了更好地了解陳景潤，徐遲還買了一本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還先后閱讀了《中國古代數學史》，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書學論》《數論導引》等，讀不懂，他就向所里的數學家請教。有幾天，我看見他硬著頭皮翻看著陳景潤的學術論文，我笑問他好懂嗎？他無奈地搖搖頭說的確不好懂，但是要寫這個人必須對他的學術成就有所了解。他還說，對于數學，我不可能都懂，但對數學家本人總可以慢慢“讀”懂。經過深入采訪、深刻思考、反復修改后，不到一個月時間，徐遲便拿出了初稿。

　　在初稿中，徐遲用無數生動的事實把在現實生活中被人們誤解的一個“畸形人”“科學怪人”還原成了一個正常人，一個真實的人。經過聽取數學所領導和幾位數學家以及編輯部的意見后，徐遲又做了認真的修改。

　　1978年1月，《人民文學》在新年第一期以醒目的標題隆重推出了《哥德巴赫猜想》，隨后迅速在科學界和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人民日報》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轉載該篇作品，《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都予以轉載并分別加了編者按。緊接著，幾乎全國大小報紙和電臺，都轉載和連播了這篇報告文學，一時間幾乎家喻戶曉，尤其是文章的第六節，是在中央對于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尚未做出的情況下，徐遲實際上已經對十年動亂的“文革”進行批判，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就在那幾年，劉心武的《班主任》和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之后，《人民文學》的發行量曾猛增到100多萬份，居全國文學類刊物之首。這一期刊物出版時，我正陪同徐遲在遙遠的云南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里奔波，采訪重病中的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這就是后來徐遲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

　　1978年3月18日，陳景潤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科學家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摘掉了“白�！泵弊拥年惥皾欉�被請到臺上作典型發言，又作為科學家代表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在接見時他和鄧小平同志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大報刊上以后，這些質疑聲才逐漸偃旗息鼓。

　　《哥德巴赫猜想》的發表，給文學界帶來一股新風，也為推動思想解放大潮產生了積極作用。同時帶動了一批熱愛和有志于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中青年作家走向報告文學行列，形成一支報告文學勁旅，推動了報告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與作品，迎來報告文學創作的新高潮。正如張光年同志當年所說：新時期的報告文學由附庸而變得蔚為大觀。

　　今天，我們紀念徐遲，難忘徐遲。斯人雖去，著作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