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敘事的新維度——評長篇小說《荒原問道》(雷達)

　　最近，曾紅極一時，獨領風騷，用小說啟蒙過一代人的作家張賢亮離世，使人們追憶起那個理想奔涌與思想啟蒙的1980年代，而張賢亮關于知識分子題材的書寫也再次成為談論的話題。人們發現，在他之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關于知識分子題材的書寫變得零零落落，幾成斷裂之勢�？上驳氖�，一部知識分子題材的新長篇《荒原問道》來了。

　　它的作者也恰好是西部作家。很多評論家都談到這部小說與張賢亮小說的關聯。在我看來，《荒原問道》不僅續接了張賢亮等作家一直書寫的知識分子主題的傳統，而且比那一代作家有了更為廣闊的開掘。它是近期出現的一部在主題上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且意蘊獨特、容量甚大的精神成長性長篇小說。

　　小說一開始寫道：“在遠赴希臘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無窮無盡的荒原之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經支教的甘南州迭部縣的藏區。那是尚未被開發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見亙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迭山的萬壑，而巨大的鷹在頭頂盤旋�！边@樣的景物描摹，何嘗不是我所熟悉的西部：甘南、迭部、阿拉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戈壁、沙漠……多么熟悉的山河！反右、雙子溝、“文革”、紅衛兵、毛澤東逝世、高考、80年代、思想解決運動……這又是多么熟悉的人生經歷。

　　閱讀這部小說，我仿佛在閱讀我自己，置身于我們那一代人的精神曠野。它不僅使我想起自己在甘肅生活、學習和游歷的諸多情景，想起我在“四清運動”時到河西走廊下鄉時的種種記憶，而且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1980年代至今的一些著名文本。如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高爾泰的《尋找家園》等等。我猛然發現，這些作家和文本，幾乎都誕生在西北。反過來說，這些主題一直就在西北那片遼闊而悲壯的大地上繁衍生息�？赡苷�是這個原因，作為后輩學者的徐兆壽就天然地繼承了這些精神，受到他們的熏染和啟發。當我們摸準小說的內部肌理之后，就會發現有大量作者獨立的、新鮮的、深刻的生活體驗，而且還是站在今天，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命運、信仰、價值和精神追求，它的意義是面對全民族的，是對整個社會精神歸屬和靈魂安頓的思索。

　　現在來看，張賢亮那一代作家因為其自身的人生經歷、歷史思考以及其接受的俄蘇現實主義文學觀念，使他們的文學書寫主要表現在對政治文化的深刻思考與批判上，以此來反抗那個時代政治統攝一切，極左政治迫害知識分子的情境。后來的楊顯惠也受其經歷、文學觀念的影響，對身處夾邊溝右派的書寫仍然集中表現在對政治文化的強烈批判上，他筆下的人物也因身負歷史重壓而步履沉重。他們的書寫可以歸于政治敘事方面。但是，作為1960年代末出生，1980年代成長，1990年代后逐漸成熟的徐兆壽來說，他的人生經歷中就缺少了政治的強大干預，形成他思想主脈的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及后期逐漸興起的中國傳統文化，而他的文學觀則由1980年代此消彼長的先鋒文學觀念、文學史上的各種觀念以及“五四”以來始終占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等構成，極為復雜。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徐兆壽的《荒原問道》在風格上既有浪漫主義的傾向，又有現實主義的理性；既有現代主義的荒誕，又有先鋒敘事的種種嘗試；既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叩問，又有對西方文化的思索批判；既有對集體主義理想的書寫，又有對個體理想信仰的探索。所以，雖然主人公之一的夏好問也經歷了如同章永麟一樣的政治迫害和人性扭曲，但是，夏好問的思考就比章永麟要廣闊、復雜了許多。章永麟思考的是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夏好問思考的是中國文化的命運、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同時，徐兆壽還塑造了一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陳子興，又名陳十三。在這個人物身上，又表現出比章永麟走得更遠的思考，文化、心靈，也更為廣闊地表現出知識分子的精神空間。在陳十三的身上，我們看到類似于米蘭·昆德拉式的現代思考與追問。這使得這部小說超出了之前知識分子的書寫，而直接融入世界文學對知識分子書寫的洪流之中。

　　從藝術表現上來看，這部作品同樣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受難史，這是它的主骨架，但是它的背景卻十分廣闊。從校園到鄉村，從荒原到都市，從苦難到異化，從專制到精神的失落，廣泛地思考生命、時間、生死、幸福、生存、性愛等問題，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文化思考融匯到這部小說中，使得小說表現出恢弘的氣象。它的外在結構，即半個世紀苦難的命運，以夏木為最。背后的事件是我們知道的反右、困難時期、文革、思想解放、新啟蒙、市場經濟，寫歷史怎樣造就了一個孤獨的思想者、精神領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去寫流放、藏匿、逃亡，繼續《牧馬人》的模式，而是為我們打開了另外一個社會，那個社會在這部小說中寫得非常詳細，有很多人，包括像王秀秀這么一種畸形的性壓抑下的女性，還有鐘氏三姐妹，放羊老漢等。這些經驗對于目前的文學來說是新的，是我們以前寫知識分子題材很少看到的。這是一個底層的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回到了民間的懷抱。夏木在此療傷、躲避，求助于勞動者，這是過去5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普遍的一個困境，非常真實。知識分子實在無路可逃的時候，只有到民間或底層社會去逃避，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如章永麟在馬廄里邊抱著馬頭痛哭，這種知識分子的受難是一種外在結構，即政治文化迫使下的受難，但《荒原問道》中知識分子的受難又不是常見的外在結構，而是有創新、有心靈開拓，這就是其內在結構。這個內在結構就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心靈史、精神史。小說難能可貴的是展示了夏木與陳子興思考的軌跡，他們對文化的一系列思考，他們在探索靈魂與信仰時遭遇的種種困境，他們在通往“大道”之途中的各種精神的受難。這些書寫對于當代文學來說，是新的。

　　小說最值得關注的還有“荒原意象”。作者本身就生活在西部，他寫的那些故事都發生在西部，不是硬貼到荒原上面，而是本來就是荒原上生發的故事，非常自然。其中九州縣、雙子溝、蘭州、西遠大學等等，無不是荒原化的存在，小說描寫夏木重歸學校以后所面臨的存在也是一種荒原意象，這就是今天生活中的道德淪喪、倫理危機、去精英化的種種。這是新的精神問題，不是老的精神問題，所以我說這部小說顯示了知識分子敘事的新維度。

　　當然，面對知識分子敘事，要探討的問題很多。首先，這部小說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寫得怎么樣，我覺得總體來說，是好的，但是，知識分子的形象很難寫，歷來如此。知識分子形象為什么難寫，我至今沒有思考清楚。目前來看主要存在模式化、類型化傾向。過去我們提供的有受難型、封閉型、書呆子型、狂放型，好像這些形象都是相對固定的，最熟悉的反倒最不好寫。我覺得夏木和陳子興都是有血有肉的。值得探討的是，夏木這個人物是否存在著某種被動性。夏木從農場逃出來以后，在農村當了倒插門女婿，他念念不忘的一句話是將知識全部扔掉，就當個徹底的農民。他就喜歡當羊倌，讓他去當老師他也不當，受難太深。決不當知識分子。但這與他后面忽然變成校園里的精神領袖，不斷爆發出叛逆性、顛覆性思維，似乎有斷裂。夏木不可能在青年時代完全停止他的思考，知識分子可能灰心喪氣，很痛苦，但是他不可能停止思考。這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總體來講，《荒原問道》是近期出現的一部難得的作品，也是近年來長篇小說的新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