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衫布履 書生本色──憶曾文淵(陳再鈞)

　　曾文淵同志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眾多知名文學評論家、編輯家之一，長期活躍在文學領域，是一位畢生致力于文學評論、文學研究的學者。

　　和曾文淵相識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文學報》正在籌辦之中，我在總編輯辦公室，他主持理論部工作�！段膶W報》的即將問世，引起了文壇和相關方面的關注。事實上，《文學報》正式出版前夕，港、澳、臺地區及海外已有各種風聲和議論。面對文學藝術界各種思潮的紛爭，作為報社理論部領軍人物，曾文淵必須認真辨別和準確把握，肩上的擔子實在不輕，況且那時他的人事關系還在原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一大堆事仍需他處理，無奈他只好兩方面兼顧，十分辛苦。

　　隨著《文學報》的創刊及逐步發展，曾文淵正式調入《文學報》，繼續負責理論部工作。初創時期的《文學報》工作很忙，要組織一批高質量、有社會影響、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好文章，不是一件容易事，為此他不辭辛勞，親自赴北京等地拜訪文學界要人，多方聯系組稿。那時的交通與通訊遠沒有今天這么便捷，為一篇稿子來回折騰是常有的事。他事業心強，從不訴苦。

　　自從曾文淵正式調入《文學報》后，我與他的接觸和交往也慢慢多了。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他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分配到上海從事文藝報刊理論編輯和文學評論、研究工作。上世紀60年代初，葉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編寫小組就有文淵。他執筆的章節就包括《文學評論》這一章。這本書在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及80年代前半期，曾被大學文科用作教材，有很大的影響。

　　曾文淵很勤奮，利用業余時間寫了很多評論文章。他主張社會主義文學要有各種不同流派，著有文學評論集《小說風云》《文壇風景》、散文集《文苑舊事》，以及散見于報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藝》《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前進》等數十篇有較高質量的評論文章。如評論劉白羽、楊朔、秦牧散文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與文學風格的多樣性》，講的是社會主義文學在政治方向一致性前提下，可以而且應該有各種不同的藝術風格，文中觀點引起了讀者的關注，常被人提及，為《當代文學研究叢書·劉白羽專集》所收輯。再如《文學流派應當發展》一文，是新時期以來較早談論文學流派的文章；《誰家的“文學批評理論”？》在《文藝報》發表后，被其他報刊摘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藝》發表后，為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所收錄。

　　1981年春節過后，曾文淵和全國19位中青年評論家在北京參加了由《文藝報》舉辦的為首屆中篇小說評獎活動而作準備的中篇小說讀書班。2月12日，讀書班聽了周揚不久前在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錄音。周揚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主席，他在講話中多次提到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文藝工作座談會即是為學習和貫徹這次會議精神而召開的。周揚在座談會上談了五個問題：一、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問題；二、學習要結合實際，總結經驗；三、如何看待三中全會以來文藝工作的形勢；四、關于創作自由、批評自由與藝術民主問題；五、文藝單位的改革、調整問題。曾文淵洞察時事，認為周揚的這個講話精神很重要，應在即將創刊的《文學報》上首先公開發表，以饗讀者。因為是錄音講話，很多地方錄得不清楚，很難按原樣整理出來，所以他只能和其他同志對筆記，擇其要點，采用問答形式，費了很大的勁整理出來，并加了主標題“文藝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副題是“周揚同志就當前文藝工作答本報記者問”，然后專門拜訪面晤周揚，當面請教交流，彼此相談甚歡，并呈交訪談錄請他審閱。隨后他與周揚秘書多次電話聯系，得知周揚很忙，并回答這個談話《文學報》單獨搶先發表不好，要發表的話將來統一安排。于是他的努力只能就此而止。過后不久，杜宣出訪途徑北京，碰到周揚談及此事，周揚謙虛地說，他那次講話講得很零亂，整理成那個樣子很不錯，還對整理者夸獎了一番。杜宣同志從北京給報社同志寫信時提及了此事，從杜宣的信中可以看出，周揚對訪談錄是首肯的。他之所以不同意公開發表，主要是從當時文藝界情況考慮的。有關這個訪談錄的全部內容，已收入曾文淵的《文苑舊事》一書中。

　　我曾拜讀過曾文淵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評論集《小說風云》。他的《透視和描繪復雜的人生》一文，以精辟的論述對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給予很高的評價。在隨后的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評獎中，《人生》果然得獎，由此可見他眼光的銳利。曾文淵的評論文章十分注重對作者的創作個性和創作思想的把握，注意將作品放在作家創作思想的發展和創作道路的進程中加以考察。他的《相知·相識·相重》一文，論《保衛延安》和馮雪峰的評論，1983年6月9日在《文學報》發表后，杜鵬程兩次寫信給他，說文章“寫得事實準確，見解深刻，而且挺有感情”，“是好文章”。同樣，他的《八十年代上海風情錄》一文，評程乃珊中篇小說，條分縷析地論述，既充分肯定小說的四個特點，同時善意地、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她創作上的弱點，如生活面較為狹窄、視野不夠開闊而帶來看問題不夠準確等。程乃珊見文后，即電告文淵：文章寫的很實在，同意所提意見，表示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文淵著文嚴謹，他不是那種像魯迅先生說的“以為一做評論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更不是輕率地“速成和亂評”之類。他常與我談起，“搞創作要有獨創風格，搞評論要有獨特見解”。

　　文淵人緣好，口碑佳，文脈廣。著名學者王元化信任他，把不少文稿和資料拜托他整理。林默涵也賞識他，從北京來電表明自己的文稿由曾文淵改定即可。在我的印象中，原《文學報》編委的一些老領導都知道文淵的才華，亦倍加器重。

　　曾文淵年長我十幾歲，是我敬重的老師，可他卻從不這么認為。他謙虛地對我說“活到老，學到老。都是同事嘛，相互學習”，堅持不讓我稱他為老師。我無奈只能直呼老曾，他很高興，親切地叫我小陳，我感慨萬分。我自知學疏才淺，腹內空空。平時讀書看報遇不解之處，請教的老師就是文淵同志。

　　曾文淵任《文學報》副總編輯，當了領導他更加以身作則，廉潔自律，本色不變。一切應酬場合均與他無關，埋頭工作搞學問是他的習慣 。他是《文學報》元老，對《文學報》有深厚的感情。晚年他身體一直不好，疾病纏身，長期住院，但他仍關心和熱愛《文學報》，不時對報社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見與有益的建議。作為廈大的一名學子，母校永遠在他心中，每每念及便滔滔不絕，侃侃而談，言語中流露出無限的是眷戀和感恩。

　　光陰似箭，歲月如流。和曾文淵從相識至他離世，整整33個春秋，風風雨雨，點點滴滴，言猶不盡。我敬仰他的人品、文品和學者風范。我想起同事陸梅為他所作的挽聯：“一生簡樸書生本色系文壇，兩袖清風藍衫布履留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