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艱難曲折的建交歷程(葛夫平)

——讀《中法建交始末——20世紀40－60年代中法關系》

《中法建交始末——20世紀40－60年代中法關系》(中文、法文版) 黃慶華著 黃山書社

　　法國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中法建交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地位。鑒于中法建交的重大影響，這一事件一直被我國學界所關注，但受資料和語言條件的制約，對于中法建交的曲折過程和原因又始終缺乏深入、細致的考察和分析。最近，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慶華撰寫、黃山書社出版的《中法建交始末——20世紀40－60年代中法關系》一書，終于彌補了這一缺憾。

　　該著是作者繼2006年出版3卷本《中葡關系史》之后，在中歐關系史研究領域推出的又一力作。為完成本書的撰寫，作者前后費時7載，廣泛搜集資料，奔走于中國內地和臺灣地區以及法國的各大檔案館、圖書館，查閱相關檔案和文獻資料上萬件，其中絕大部分屬首次挖掘和利用。作者還先后采訪了多位中法建交時的當事人和見證人，如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戴高樂之侄貝爾納·戴高樂、法國前駐華大使沙耶、中國駐法前臨時代辦張錫昌等。正是由于作者這種十年磨一劍的功夫，使得該著成為迄今為止國內外有關中法建交問題最全面、系統的一項研究成果。

　　本書作者就中法建交問題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看法。例如，法國部分政要和學者一直認為，二戰時期與戰后初期法國同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關系，以及新中國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斗爭等，是阻礙法國政府承認新中國的主要原因。作者通過大量史實，指出法國政府遲遲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原因主要是戰后法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對美國的嚴重依賴，而這種依賴又導致了法國在外交上不能獨立自主，以致在制定對外政策和處理國際事務方面，處處以美國馬首是瞻，不敢沖破美國拼湊的不承認新中國的“共同陣線”。新中國成立之初，法國曾經考慮過予以承認的問題，甚至借巴黎“凌孟事件”降低派駐臺灣“外交代表”級別，淡化同臺灣的關系，但在美國的壓力和影響下最終放棄了承認新中國的念頭。

　　1950年1月，美國駐巴黎大使在向法國外交部轉告美國政府對法國準備承認新中國的反應時，曾這樣說：“過早承認(新中國)將是令人惱火的，并且會推翻華盛頓準備采取的有利于保大的措施�！毖酝庵�意，就是美國將不再支持法國扶植保大成立的“越南國”。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時任法國總理兼外長的孟戴斯·弗朗斯又與周恩來總理有過多次接觸，但也因美國的反對而作罷。孟戴斯·弗朗斯后來回憶說：“日內瓦會議期間，我深感法國不承認事實上存在的中國是不現實的�！贬槍Ψ▏�政界和學界曾有人聲稱中法建交是無條件的，作者用大量史料反駁了這一說法，指出中法建交談判經歷了京滬兩地的六輪談判，以及瑞士伯爾尼的續談，這些談判，無一不是圍繞法國政府只能“承認一個中國”和必須“同臺灣斷絕關系”進行的，無一不是雙方在反對“兩個中國”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而結束的。應該說，作者的這一論點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此外，對于戴高樂主義與戴高樂承認中國之間的關系，作者也做了具有相當深度的分析和研究�！按鞲邩分髁x”不是一個新問題，“戴高樂承認中國”也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把兩者有機地聯系起來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和研究，應該說本書是第一次嘗試。作者分析了戴高樂主義的形成、變化與發展過程，并指出戴高樂主義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義。法蘭西第五共和時期，戴高樂的追求與以往多有不同，最為突出的就是使法國乃至歐洲擺脫美國的束縛、反對世界霸權主義、與美蘇平起平坐，最終恢復法國在世界上的形象與威望，即實現法國的“偉大”�？陀^地講，法國勢力自17世紀末葉進入亞洲，20世紀中葉退出印度支那，200多年時間里，其在這一地區的各方面影響可謂不小，其經濟利益也是相當可觀。戴高樂如果不能使法國“重返”亞洲，他即使實現了法國的“偉大”，那么，這種“偉大”也不是全面的。鑒于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已經不是建國初期的中國，由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然樹立起來，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處理亞洲事務上更是離不開中國的參與，戴高樂為了加強法國在同美蘇兩霸抗衡和打破兩極格局斗爭中的力量，為了使法國重返亞洲并且與中國共同參與處理亞洲事務，最終為法國爭取大國的權利和地位，自然首先要設法承認中國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

　　中法建交除了法國方面的因素之外，它也與中國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轉變有著直接關系。對于這個問題，作者也做了專門論述。該著中文、法文版的同時出版發行，不僅促進了中法兩國學術交流，還加深了兩國民眾對中法建交的了解和認識，進一步密切兩國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是一部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和社會意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