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遠，我們該思考什么？(牛學智)

——寫在張賢亮先生逝世之后

張賢亮與西部影視城。

　　我身在銀川，對于張賢亮先生的去世，雖十分不愿相信是真的，但確實不能再說“驚聞”了。因為2013年12月6日上午，在銀川鎮北堡西部影視城百花堂(第13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論壇會址)，許多朋友參加張賢亮先生無償授權小說《靈與肉》電視劇改編權簽約儀式上，賢亮先生陪同領導們坐下繼續交談時，就朗聲笑著說：“我已經得了癌癥……”看著來賓一臉疑惑，他緊接著確證，“是真的，肺癌，已經確診，而且是晚期有擴散……”我雖未到現場，但聽到朋友們無限惋惜的轉述后，心里著實是驚了一下。

　　時間再往后推移，2014年8月18日晚，照樣在那個溫馨的“百花堂”，舉行《朔方》首屆文學獎頒獎晚會，我的論文有幸忝列其中，賢亮先生被授予“特別文學貢獻獎”，然而，據主持人特別說明，張先生正在北京某醫院化療，任何人都不見，因此也就不可能來現場領受這個他曾經任過主編的刊物給予他的榮譽了。有了這個經過和心里陰云，再看大屏幕所放賢亮先生正意氣風發地帶領《牧馬人》劇組選址并侃侃而談的鏡頭，眼睛竟矇眬起來了。

　　這是一位磨難重重，但把磨難當作人生調味品來咀嚼的“右派”分子；這也是一位激情噴發，其九死猶未悔在文學世界里卻寫滿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作家；這更是一位開風氣然而實在“另類”的當代中國文壇老將；這更是一位啟蒙了無數知識人、自己卻飽受爭議的人文知識分子和文學思想家。就是這樣一位定居在寧夏、生活在寧夏、創作在寧夏、創業在寧夏，乃至寧夏因他而成名，因他而成就的人物，他的林林總總，便不由然在腦中不停地放電影�，F在，大屏幕上那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釋放的似乎反而是充滿不祥的征兆，心頭的確涌出了無法言明的凄涼。應該說在差不多一年前流傳的話語中，或者在一個月前的那個大屏幕身影中，預感也就在慢慢發酵，也在慢慢衍變，殘酷的現實也就似乎老早在拒斥中侵入性地、強迫性地，甚至無比蠻橫地襲來了。

　　我相信讀過他作品的人此時此刻和我一樣，對于賢亮先生的不幸仙逝，那種發自內心的惋惜和沉痛，將會是持久和永遠的。然而，人死不能復生，對于逝者，我們到底該如何評介他的貢獻呢？

　　在我的閱讀視野里，賢亮先生當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小說家，因為小說，他享譽全國乃至世界；其次他是一位實業家，影視城是最早的成功的文化產業基地；再次他還是一位身在文學界卻義無反顧撐破文學界，思想界和知識界不能不重視的一位人文知識分子——他的小說，也因此進入當代中國思想論述和人文知識例證的為數不多的學者。這樣的作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全國也絕不會很多。那么，他的去世，我們該思考他的哪些遺產呢？

　　一、他熟知他身處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性質，無論《綠化樹》、《土牢情話》，還是《我的菩提樹》、《小說中國》、《一億六》，那種扎根在地域，卻不止地域經驗的文學形象，我們有他的大視野嗎？二、他有恒定的價值尺度，并用這個來自《資本論》的價值尺度來敘事，一直把思想觸角伸向現實結構內部財產制度，我們有這個學理性依據嗎？三、他能把一時代個人悲劇敘述成彼時代國家民族的悲劇，并且能把視角返回文化政治、人性本身和文學性規律，我們有這個文學能力嗎？四、他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他經商很少有暴發戶的自戀、土豪們的狂妄自大，做生意似乎也具有民族的大義——這不只是指他所經營的影視城解決了300多口人的吃飯問題，類似一般的慈善活動、對文學新人的獎掖和扶持，以及重要關頭的敢說敢為，我們身邊的富人很多，他們有這個氣度嗎？

　　“智慧人生”是賢亮先生的自詡，也好像是他的文學研究者常掛在嘴上的一個定義。然而，就我對他的了解和對其作品的閱讀而言，所謂“智慧”，其實多數人可能意會成了“圓滑”“機巧”“聰明”“世故”和“見好就收”等等意思。當然不是說張賢亮的人生和文學世界里根本沒有這些因素，即使逝者已逝，話還是得老實說，在他早期作品中，包括他的有些現實行為，正如鄧曉芒、王曉明、南帆等學者、理論家所發現的那樣，他可能有比較頑固的甚至突出的個人名利觀，一個階段也有極為令人不舒服的等級觀。也就是說，“身份論”“工具論”和“布爾什維克情結”，以及惦記著怎樣走上紅地毯、怎樣在眾人面前吆五喝六才標志一個人的成功、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終極的高尚，等等，他作品中或多或少有如此痕跡。但是，縱觀他的人生和他重要的文學作品，瑕不掩瑜，他到底還是一個直率、坦蕩、磊落，尤其不假裝正經、不強裝君子，無論是文場和官場，他都能把文學和商業分開，不靠文學賺小兒科的錢。非但如此，他還身體力行，只要閑暇操刀寫作，“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確在他筆下發揮得相對飽滿。我甚至還認為，在他同輩作家中，“智慧”對于他來說，恐怕是這個詞的本義，該說的話，絕不藏著掖著、賣乖耍萌；該講的理，一定要辨析得一五一十，并沒有所謂“老人哲學”中那種致命的桌面一套背后一套、當眾好發牢騷表達正義，背地里卻夾包妥協謀取好處。

　　當然，如果仍把話題限定在文學界，尤其是寧夏的文學界(自然包括目前以“70后”“80后”主要撐門面的中國當代文學界)，有誰真正是接著他開啟的路子往下走的？有誰是真正既有細節又有宏大視野的？有誰能在敘事中納入時代風貌的？如此等等，這難道不是我們悼念他、紀念他的最好理由嗎？相反，我看到最多的是，有人的寫作只為獲獎，有人的寫作已經不叫寫作，叫“創意”、叫產業鏈條，有人的寫作只為自我的一點心靈遭遇，有人的寫作還在拼貼老經典卻似乎已經被打造成了大師。隨著賢亮先生的仙逝，他的經驗和遺產還是應該引起我們深思的吧！

　　嚴正思考這些問題，我認為才是正確對待這位杰出作家、人文知識分子的必要態度，也便不枉“寧夏出了個張賢亮”，新時期文學史有個“另類”。

　　他開了什么風氣，他思考了些什么重要問題？他所開的風氣、所想的重要問題，是否已經沒必要再撿拾了？他的時代是否已經過去了？等等，只有還在崗的活著的人，認真思考，嚴肅對待，就應該接著賢亮先生已經走過但還沒走完，已經思考但還沒來得及完成的方向，接著走。

　　(作者系寧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