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詩莫過近人情(曹紀祖)

　　詩是什么？這是古往今來人們試圖回答而又無法確切回答的問題。詩對于我們，就是靈魂，就是精神家園，就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的形式�！坝蒙�命寫作”是許多優秀詩人的共同行為。

　　詩的最高境界是語言。有人說，詩到語言為止。止，至境也。像《古文觀止》一樣，讀那些古文，你就進入古文的最高境界了。一個詩人調度語言的能力是衡量他才華的尺度，見出他的藝術功底。因此，特別著力經營語言，是詩歌創作有別于其他文體的要點。詩的語言必須精致、美和超越。因為她是藝術的王冠。所以我們講詩歌創作，除了語言還是語言。

　　詩的內涵極其豐富，包含政治、經濟、哲學、社會、情感、文化、心理等等諸多元素。但歸根結底，詩是審美的，是一種美學形態。古人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詩有多種社會功能，但不可以不美。如果不能給人審美的愉悅，那就不能稱之為詩。當詩與讀者見面的時候。有無感染力是判斷其優劣的標準。如果你的詩讓人動容，讓人怦然心動，讓人莫可名狀地產生某種情緒，那么，你就成功了。所以，不論怎么寫，激情澎湃也好，不露聲色也好，只要有感染力，能感動人，就是好詩。好詩莫過近人情。過分玩弄文字或以哲學方式出之，這與詩的品質是背離的。還是要回到真實，真誠寫作。

　　詩是需要載體的�？诳谙鄠�，那是民間民歌的一種形式。紙媒、網絡，如今，可以發表詩歌的平臺越來越多，交流的方式也越來越便捷了。廟堂與江湖、學院與民間，詩的群體十分活躍。對于我們的詩歌繁榮，有利的因素越來越多。中國的文學史，大抵是一部詩的歷史。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到五四以來的新詩，歷史是以作家和作品說話的。曹氏父子與建安文學是人們熟知的。鐘嶸《詩品》序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至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边@就造就了“建安七子”，形成了魏晉風骨的一代詩的氣象。我們應當珍惜自己的領軍人物，努力扶持青年詩人，團結詩人群體，把所有注意力都用在出作品出人才上，形成“彬彬之盛”的繁榮局面，這才是我們的正業。

　　李加建、李華等，是川南詩人群落中的主導人物。他們愛詩，讀詩，寫詩，為詩而努力，在詩歌中實現自己的生命。李加建是有豐富人生閱歷和責任擔當的詩人，他用他的詩反映歷史的坎坷，進行現實的批判，體現時代的進步，實現責任的擔當，完成良知的重塑。其精神力量的沉重與堅強是非同尋常的。他的真、善、美的詩觀，始終如一地體現在他的創作中。李加建的創作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我們講，風格即人。風格的形成是詩人成熟的表現。變而不變，不變而變。他的詩以抒情格調為主，練達而流暢。本真質樸的表達，融會古今的語言風格，嫻熟而自然的寫作技巧，似乎都在一種“真誠”與“執著”的驅動下得以展現。

　　無疑，這是當年“歸來的一代”的詩人的類型作品，留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最可貴的是，這類作品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含淚滴血的內心宣泄，沒有絲毫的矯情與造作。時代的進步推陳出新，但“詩貴情真”的規律是不會改變的。李加健沿著他“真、善、美”的道路，在詩的藝術追求上頗可品評。他的《民樂四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如《二胡》：“伶仃瘦削一書生/扶長劍，獨對斜陽”，“兩弦之間，天地悠悠/漂泊倦了，便/將自己的影子/掛上/客舍的墻壁”。又如《洞簫》：“清直如我者/亦不免感應于/你朱唇輕抿/噓氣如蘭”等等。這些詩多托物以言志，不是泛泛的抒情。詩人與物象合二而一，生動形象，富于美感，以樂器的特征造出獨特的境界，蘊含著意緒萬千，見出詩人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