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的兩位百年故人(邵燕祥)

　　楊沫是我尊敬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派且有正義感的前輩。還要感謝馬波寫他母親的紀實之作，使我對老太太有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感到更加親切。無論對楊沫，還是其他公眾人物，既有的人格高度在，就不需要人為地去拔高的。

　　楊沫活在她的作品中

　　楊沫同志是個好人，她至今活在她的作品中，也活在朋友們的記憶中。紀念她，最好的方式是重溫她的作品，重溫對她的記憶。

　　楊沫屬于那一代，生于祖國內憂外患夾擊之中，年青人既要尋找救國之路，同時也都在尋找個人的出路，尋求自己在這個亂世中的定位。她以天真的、勇往直前的、義無反顧的熱情，選擇了抗日救國，進而為一個心目中的美好社會而斗爭。

　　按照革命黨對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要求，“首先是黨員，然后才是文藝家”，她大半生努力這么做去，服從組織安排，服從革命需要。這是她的自律。而我們，作為她的讀者，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她的政治身份和政治鑒定，而是首先讀其書，然后識其人。其人也，就站在作品背后，也出現在作品中間，她絕大多數作品，都帶有自傳色彩；無論在書內，在書外，她都以本色示人。沒有矯飾，沒有做作，她的局限和她的弱點，都為她的真誠所掩了。

　　楊沫的寫作，是感性的寫作。她不是從教條出發，而是從她對生活的體驗出發，這生活體驗，不但帶著她的體溫，而且飽含著她個人的悲歡以至流向心靈深處的眼淚。以《青春之歌》為例，除了再版時增加的林道靜下鄉那六章，是按照主流意識形態圖解和演繹的以外，都是她在自己的心里醞釀成熟，不吐不快的。這就使這本書突出于當年一片公式化概念化文風統治的文壇，也突出于作家們怯于寫知識分子的氛圍之中(她確曾因此遭到報刊上的批評)。這也正是她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仍以《青春之歌》為例，楊沫為現代中國的文學畫廊，貢獻了林道靜、余永澤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不但對于她那一兩代讀者，是呼之欲出的“熟悉的陌生人”，其人其事，仿佛就出在自己身邊；就是對于未曾經歷那個時代的后來者，小說也提供了有聲有色的歷史畫面和有血有肉的，既有代表性、又是“這一個”的典型人物。

　　我說有血有肉，不止是說形象豐滿，有細節，有氣韻，更是說她在書中人物身上寫出了人性的本真。在半個多世紀后，有心人經歷了又一次人間浩劫，也許會從她當年的書里讀出更多作者沒有說出的東西，甚至是作者也沒有意識到的東西。這就是接受美學的研究課題了。

　　因我有晉察冀情結，在丁一嵐同志處跟楊沫同志有過接觸。對她更多的了解來自閱讀，讀楊沫的各類作品，也關注她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為和有關經歷。她是我尊敬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派且有正義感的前輩。還要感謝馬波寫他母親的紀實之作，使我對老太太有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感到更加親切。無論對楊沫，還是其他公眾人物，既有的人格高度在，就不需要人為地去拔高的。

　　楊沫將繼續活在我們中間。

　　過去對邵荃麟 知道得多么少

　　我衷心祝賀《邵荃麟全集》的出版。這不是一句客套話。關于這部全集出版的意義，成書的經過，以及其中體現的工作精神，在武漢出版社的“出版說明”和邵濟安、王存誠的“后記”里已經有了很好的表述。

　　邵荃麟同志(1906－1971)是一位歷史人物。他從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剝奪各項權利止的四十年間，經歷了現代史上幾個時期社會政治的動蕩、分化、改組，他從中共革命的青年參與者，進入中高級領導層，幾度滄桑，終于淪為階下囚而喪生；其間輾轉于上海、東南、川桂、香港以至北京，從早年作為左翼文學家的創作、評論和譯著，到后來作為革命干部的講話和文稿，更不用說他所從事的實際組織領導工作，都成為當時當地一定范圍的歷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集中保留的文本，包括文學方面的著譯，也都一起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史資料”。由于邵荃麟從抗日戰爭爆發后近三十年所處位置的重要，影響的深遠，這些“史料”的價值彌足珍貴。因為，真正要研究歷史，須從真相開始。而要研究當代相應階段的中國政治，中國文化，包括中共的文化政策、統戰政策，其中某些全國性和地方性的重要事件，可從全集中找到第一手文字實證；即使是邵荃麟的文學作品，因其帶有強烈的現實性和傾向性，不僅是折射社會現實、文化動態的旁證，也是考察當時左翼知識分子思想面貌的文字化石。

　　其實，早在面對反映了邵荃麟一生豐富經歷的全集之前，僅從他1953-1966轉到作家協會任職的十幾年來看，我們就已經發現他是當時文學界理論和實踐，文學界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當事人或見證人，也是研究那一時期并遠溯30-40年代因果時繞不開的人物。

　　老實說，1981年《邵荃麟評論選集》出版的時候，我只是把它當作對不幸受迫害致死的文學長輩的一種紀念，而認為他的評論所標志的時代已經逝去，時過境遷，并沒有認真閱讀，更沒有認真思考。三十幾年后的今天，我自己，我想還有不少跟我類似的人，已經認識到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現代歷史的必要。當然這更多寄希望于專業的學者，但我相信，這件事會獲得越來越多的朋友的關注。

　　因此，武漢出版社跟邵荃麟家屬合作的這一成果，如同其過去出版的若干同類文集一樣，堪當歷史貢獻之名。

　　接到樣書，我對全集的作者，猶如對一部傳記的傳主，幾乎等于第一次發現一位被歷史有意無意忽略了的人。我慚愧于過去實際上對他知道得多么少，只是神龍的一鱗半爪——比如，最早是1948年看到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知道這家陸續批判胡風等人，并首發郭沫若聲討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反動文藝”的刊物其主編名叫邵荃麟，然后是知道他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政協會，全國文代會，不久又到作協主持黨組，參與領導多次政治運動。其間，1954年《人民文學》雜志給我的一件退稿上，曾有他和嚴文井、賈芝、葛洛等四位編委傳閱的簽名，才知道他不是掛名的主編。我因不在作協系統更不在作協機關，跟他沒有直接的接觸�！拔母铩苯Y束后，驚聞他1971年慘死在秦城監獄，與此同時，從黃秋耘同志和其他作協友人處聽說他有人情味的為人，也包括他在反右以后還曾私下問起過我的處境和遭際。這些迥異于文藝界某些領導人的口碑，使我不能不對像他這一類型身為老革命、體制內高級干部的知識分子的經歷和思想狀況，多了一些思索。就在這次粗粗瀏覽中，發現邵荃麟同志1944年寫過一篇對路翎小說《饑餓的郭素娥》的評論，充分肯定了這個中篇，也是這位青年作者早期的代表作，說這“不是那種以飄然的態度寫出來的東西，總之，這是一本不允許我們隨意翻翻當做消遣的書”，這樣的作品符合荃麟本人的文學理念，他十分中肯地剖析了書中悲劇人物郭素娥和張振山、魏海清的性格形成，他們必然和可能的走向。我簡直驚異了。這些話，跟他在幾年后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性話語是多么不同��！這讓我想到特定情勢下的個人文字和言論，看來是要同職務寫作加以區別的。兩者或有的差異是可以理解并應予體會的。這里提供的是一個個例，但似乎也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供深入研究。

　　作為一個讀者，再一次對這部全集的編輯者、出版者說一聲謝謝，你們讓我們有機會接近一個接近真實的邵荃麟！

　　(“楊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座談會”和“《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談會”日前在京召開。邵燕祥先生為二者分別作了書面發言，授權本報獨家刊出�！�—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