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穎和她的南方精神傳奇(郭艷)

　　朱文穎從《高跟鞋》《水姻緣》《戴女士與藍》一路走來，《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無疑是她創作中最為重要的長篇，愛者大愛，不喜者則相當不喜歡。 無疑這是一部被忽視和被低估的作品，又恰恰是她到目前為止投入最多精神映射和反思追問的小說。這部長篇帶著1970年代作家濃厚的古典——現代的鄉愁體 驗，敘述著屬于獨異個人的精神傳奇。她的小說敘事在個人化情境中鋪排開的是對于一個時代驚鴻一瞥式的打量，人物行走在都市亦徜徉在旗袍高跟鞋的韻致中。在 對于物質器具生存景觀的摹寫中，試圖觸摸的是細小歷史情境中堅韌的精神性力量，并由此體現出了蘇州街巷綿軟中的堅硬與執著，由此也突顯了朱文穎對于中國當 下文學的價值與意義。

　　《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鏡像紛呈，南方女性深入骨髓的某種根性在莉莉姨媽那里被揭示被坦露被呈現，這是一種同情理解中的敘事。無數的莉莉們徘徊 在往昔的雨巷中，撐著的那把油紙傘漸變成為太陽鏡、防曬霜、遮陽帽抑或防輻射太陽傘，然而不變的是對于煙雨江南和女性自我意識的深深沉溺。在這個文本中， 男性以出走來對抗絕望與虛無，女性則以更為堅韌的內心掙扎來消磨時光。我家族的女人深藏在心里的粗魯，外婆脖頸上繩子的勒印，強忍悲傷的臉，童莉莉腎病中 悄然綻放的青春與記憶，一次次離婚與復婚，樂此不疲的對于美的饕餮和追逐……這些都是在無法把握男性和男性所建構的所謂歷史時，女性所采取的姿態和方式。 因此，當我們回望一個時代的時候，當現代革命中宏大的理想主義日漸成為過眼煙云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會悄然而問：屬于我的記憶與歷史何在？小說恰恰表達了 1970年代生人無法參與宏大歷史敘事的內心獨白，以及面對歷史情境寬容而體諒的姿態。

　　被驚嚇者的記憶碎片與歷史真實

　　小說從最日常的世情敘事開始。在母腹中受到驚嚇的外公終于出生了，文本從這里開始了關于莉莉姨媽的敘述。這是一個受到驚嚇的個人的生活史，同時 又是一部南方古舊家族被中國現當代一系列宏大歷史所驚嚇的人物命運史。在面對強悍粗暴的歷史境遇時，陰郁的柔弱的孤獨的避世的甚至于無能的人物保留了某種 對于生活的詩意理解，卻只能在南方的陰郁連綿中茍活與偏安。然而，恰恰在這樣陰郁憂傷的情境中，小說寫出了被歷史所驚嚇的一系列人物真正的命運感與歷史 感。沉默的孤獨的個體在被主流歷史疏離后的決絕與抗爭，無論是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只要是逃離了(或者是拒絕)主流意識形態強大的群體性意識，個體有可能主 動或被動地保有一份對于時代獨具面目的真切體驗。在這里，站立在蘇州街巷中的似乎是一個個平庸者，小說講述的是他們暗淡無光甚至無聊的人生圖景，然而，深 植于這些鏡像中的，是歷史無法掩蓋的記憶碎片，以及碎片中被打撈的真實。在對莉莉姨媽家族的南方敘事中，小說完成了對于歷史敘述多面性的執著探求。

　　深植于日常的精神性傳奇

　　童莉莉眼中和日常疏離與歷史悖謬的父親童有源，無疑是時代的另一面鏡子。在父親這面鏡子的折射下，童莉莉的腎病、憂郁、消極甚至于某種小資情調 都有了合理的來源與解釋。小說塑造了一個站在時代路口沉默觀望的年輕人，她不具有《長恨歌》中蓄意的對于當代主流生活的顛覆，而是在首肯現實存在合理性的 語調中，悠長而緩慢地呈現出一代人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欲說還休的紛繁意緒。正如莉莉姨媽是“一個把革命與浪漫聯系在一起的理想主義者。她向往北京，那個火紅 的，純凈的、轟轟烈烈的地方。然而，她又是這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她喜歡在藍天下看鮮紅的國旗迎風飄揚，卻也喜歡在月圓之夜的梅樹底下聽父親童有源吹 簫”。童莉莉們因為血緣、身份、性情甚至于南方地域一貫的氣質，她像父親童有源一樣無法參與主流歷史中和理想主義有關的日常事件。作為內心充滿現實生存欲 望和精神爆發力的女性(可能這種欲望因其細小常常被宏大歷史所忽略、質疑甚至于摒棄)，她們在日常性中堅守著屬于自身的純粹性和不可言喻的自我性，并以此 來對抗無法進入歷史敘事的尷尬與失落。正如小說所說：“莉莉姨媽吃西餐時，她的背挺得那么直，她的脖子仍然有著天鵝般美麗的弧度。她面帶微笑細聲細氣地和 服務生說著話……美食、鮮衣、流淌的音樂、人世間種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快樂……我們這兩個虛榮的、會嬌聲發嗲的南方女人……其實我那小資產階級的漂亮母親也 是這樣的，其實我那郁郁寡歡強忍悲傷的外婆也是這樣的，其實這個家族的女人骨子里全都是如此，無一例外，只不過莉莉姨媽更為頑固無恥一些罷了�！�

　　從日常性出發對于精致生活骨子里的沉溺，滋養著莉莉姨媽們無盡延展的內心與外表。面對一個粗糙的躁動的驟變的時代，保有對于有品質生活的昂揚激 情甚至于成為了莉莉姨媽們的某種宗教。童莉莉和潘小倩兄妹的情誼，月夜、留聲機、 書場、養著花花草草的院落與洋樓，甚至于潘小倩和潘菊民突兀地塞給童莉莉的新衣服和一疊厚厚的錢……這些透過小說情節的穿插與推進，默默地敘述著有悖于時 代主流的日常性生活之流。在被歷史所驚嚇的童、潘兩個家族中，童有源和潘菊民以出走的方式逃離了現實的精神苦難，而童莉莉和潘小倩，則選擇了堅守。在等待 的過程中，人們以日常性的方式來逃離歷史境遇的逼壓，由此，僵硬的單薄的生命才得以復蘇和醒轉，一次次地帶著不可言傳的負氣與嬌憨，一頭霧水又一路亢奮地 建構著女性自身細小歷史的精神傳奇。

　　生命的解壓與精神道場

　　無論在大小時代中，保有內心依然是女性不二的生存法則，即是所謂的柔弱勝剛強。面對家庭和子女的時候，來自于母性的建構性力量，讓女性無法在生 活現實面前義無反顧地出走或逃離。于是在守望的層面上，她們添加絲縷女人細小而堅韌的情趣、意味甚至于巧智乖張與反復無常。這種對于生命的解壓和釋放，因 其細小又無章法，往往為經天緯地的男人們訕笑，但是女人們就是在這樣的螺螄殼里做著道場，這種道場所系的是人倫日用的溫暖、情趣與快樂。每一個日常的驚 喜、溫潤與趣味實際上連接著一個家庭幾十年的興味盎然。反之，每一個充斥呆板、冷漠與無趣的日子，同樣導向沒有任何審美意義可言的糟糕人生。女性內心之豐 美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地域一時代家庭生存場景的模式。因此，在這樣的打量中，莉莉姨媽們內心執著的鬧騰，對精致生活形式主義的偏執就帶著幾分精神 傳奇的性質。小說通過莉莉姨媽的細小傳奇為女性內心執著的精神力量構建了屬于日常又超出于日常經驗的敘事，讓莉莉姨媽們的精神譜系在當代文學中占有了一席 之地。

　　在無數的漢語小說文本中，男人用風花雪月、頹廢浪蕩來確證生命的存在和所謂精神自我的存在，相比較而言， 莉莉姨媽們深入日常性的精神確證，以及跳躍在生存中鮮活強悍的生命力，這些更體現了女性面對生存本身坦然而堅定的姿態。盡管這種姿態更為個人化，卻帶著對 于日常人倫豐厚的精神性體驗，活躍在歷史與當下的時空中。在面對歷史強悍性力量的時候，莉莉姨媽精神性譜系所呈現出的真摯與溫暖，是細小的，但卻是深入女 性生命道場的一縷溫潤的光，并因此彌足珍貴地建構著屬于女性自身的精神空間。小說讓南方在更具女性意義的歷史想象中，走出了螺螄殼道場的狹隘，充溢著獨具 朱文穎面目的精神氣質與力量。

　　歷史場域的游離心態與文學性抗爭

　　當下主流敘事在不斷地確證當代歷史的種種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候，又以各種不同的宏大想象來重構歷史場景和歷史人物，讓歷史與真實在眾多的影像與文 字中撲朔迷離。而朱文穎的這部小說卻鐘情于寫男人們對當下的出走與逃離，這種對于歷史場域的游離實際上表達了多重的意義：家庭內部無法“言說”的沉默，夫 妻、父女之間無法真正交談——無法抵達彼此的心靈，潘先生夫婦和子女之間基于時代與文化的“隔”，潘菊民和童莉莉之間錯誤的“對峙”，吳光榮和童莉莉之間 戲劇性的“緣”與“怨”……我們都生活在傳統之中，同時也深植于當下的價值體系，當個人和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某種疏離乃至游離的生活姿態，那么其被邊緣和被 遮蔽的命運就無可避免。與歷史場域的游離有時是主動的，更多可能是被動的，尤其是對于中國當代不斷的歷史動蕩和政治運動來說，個人往往無法選擇未來的生 活。在被拋入大時代的生存當中，多數個體最清晰的感受恐怕還在于時代裹挾前行中的疏離感，但是卻很少有人真正去寫與主流宏大歷史游離的個體以及他們的精神 與情感掙扎。

　　《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恰恰在這一點上始終保持著活躍的思考空間和飽滿的情感力度。潘菊民的逃離在相當程度上展示了當代人物譜系中稀缺的人物形 象，表達了非主流人物對于歷史的獨白與傾訴。我們在相當多的小說文本中會發現類似于童有源的人物，但是這樣的人物會被劃分為社會學意義上的各種類型：破落 的遺老遺少，軟弱的舊式青年，平庸的無能者……這些標簽中的當代男性被無數英雄敘事和底層苦難敘事所遮蔽，這樣的人物所呈現的歷史感被強大的意識形態所遮 蔽，同樣也被解構意識形態的文本敘事所忽略。因此，童有源在《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中的出現便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價值與意義，朱文穎通過對童有源略顯虛化的 處理與敘述，呈現了一個舊時代人物在當代生活中的虛妄與抗爭。一系列的出走、不諳世事、甚至于不負責任，對于生存現實來說是多么不合時宜，但是對于文學來 說又是多么具有文學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抵達了對于現實壁壘的文學性抗爭。童有源沒有能力成為中國式的多余人，但是卻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告別時代昂揚亢奮的合 唱。

　　在《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中面對祖父輩的歷史，我無疑帶上了鮮明的“70后”一代人的懷疑色彩�！堕L恨歌》中王琦瑤的個人歷史依然是建立在對于 主流歷史的建構或解構姿態上，而在這篇小說中，無論是過去、未來和當下都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對于生存的解釋，而正是在這種姿態的寫作中，凸現出了一代人的 自我建構意識：在不斷地回望、凝視、質疑甚至憂傷與反諷夾雜的情緒中，以懷疑論者的精神來建構生存的合理性。似乎未老先衰，卻又充滿著對于歷史與當下的無 限關注與執著。這種身在歷史場域內的游離性觀照，讓一代人有了某種對于現代與傳統兩端的同情性理解，因此奠定了對于祖、父輩遙望之中的同情與理解，讓鄉愁 與詩意始終縈繞著南方家族的落魄歷史。在反思主流歷史的粗糙凌厲與炫目迷人的同時，帶著無限的沉迷和探究，去敘述時代場域對于自己深深的刺激與傷痛。如果 說所謂的社會學意義的文學解讀曾經占據著中國主流文壇，那么，從這一代寫作者開始，不是被社會先行設置了面對生存場域的姿態，而是寫作者主動建構自我與社 會的某種文學文化環境與場域。從某種程度上說，懷疑主義的思維方式讓文學真正和自我的生命意志發生血脈聯系。相對于弒父或者說無父的寫作姿態，這一代人對 于歷史與當下的認知姿態，無疑映射了1970一代人自我建構的真誠努力以及這一過程中痛苦的掙扎。

　　小說通過莉莉們內心無盡的堅韌最終抵達女性精神道場的溫潤與安然，對于逃離現實與歷史的男性投去無限同情的一瞥，打撈被遺忘被遮蔽的歷史與記憶 的碎片，并以此來彌補宏大歷史敘事所缺失的柔軟聲部，賦予這些人物真正的文學性。朱文穎從這篇小說再次出發，以中國南方及其女性的豐沛精神傳奇給了當下文 學一次驚艷。從生活現場中轉過身段，從美女寫作中抽身而出，進入對于歷史現場和當下生存的精神敘事。她的莉莉們穿越了旗袍高跟鞋的女性符號標簽，走入撲朔 迷離的歷史情境與記憶碎片中，在女性精神空間細小精致又抑郁狂躁的詩意中，走向精神傳奇的開闊堅韌與明朗。于此同時，朱文穎最終將自己在文學史寫作中和他 人區分開來，真正成就了朱文穎和她的南方敘事。

　　近日在讀《亞洲腹地旅行》，斯文·赫定筆下的亞洲腹地探險無疑就是他個人的精神傳奇，即便在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他依然會認為：“上路探險征服 未知領域，和不可穿越的險地博弈，這一切都散發著不可抵抗的魅力，讓我深深為之著迷�！痹谒刮摹ず斩ǔ溆�著19世紀末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的筆觸中，我似乎 又回到了少女時代閱讀《哥白尼傳》《赫胥黎傳》的時光。深夜的寂靜中，庸常煩悶的日常和考試在科學理性之光中離我遠去，暗夜的宇宙蒼穹卻近在心智與靈魂的 咫尺之間。所謂的理想主義可能就是在那樣的情境中生根，且被幾十年的庸常沖洗打磨而無法徹底根除。由此當我看朱文穎的《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沒有讀出人 物心頭的怪獸亦或是零余者的無法安適，而是讀出了地域性知識所能夠孕育出的一種精神傳奇。朱文穎的敘事無疑是對于蘇童糜爛庭院的一種反撥，也是對于王安憶 上海南方的一種有益補充。朱文穎表達的是一種更為寬容的對于歷史與當下的提問方式，且帶著某種超越經驗主義感知的敏銳和執著。與此同時，在一種地域文化內 部反觀與自省又是危險的，必然會帶著某種不自知的文學偏好，由此，小說依然會被界定在陰郁南方的無力審美中，無法抵達更為強悍的精神場域。斯文·赫定在亞 洲腹地的所有探險都有著“瑞典”的巨大意象和隱喻，又始終帶著橫貫歐亞大陸的豪邁不羈。朱文穎的南方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充盈了江浙文化地域中的審美意蘊和 精神情感多義性，更加期待她能夠有著更多可以互為鏡像的文化隱喻和象征，從而使自己的寫作更加接近于對“沙之書”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