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緣微笑(劉心武)

鄂華(右)是湖北人，原名程慶華，這個筆名有湖北花朵的意思

　　三十五年前的1979年，一般中國人是很難有出國機會的。我有幸在那年夏末參加中國作協代表團到羅馬尼亞訪問，那是一度被“砸爛”后又“鋦合”的中國作協派出的第一個訪問團。團長是老詩人嚴辰(1904—2003)，團員是鄂華(1932—2011)和我，還有文化部的一位翻譯。鄂華在吉林省文學界無人不知，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從那時候到現在，知名度似乎都沒達到所謂“一線”程度。中國作協復蘇后，乘改革開放的春風展拓中外文學交流，第一次組團就特別安排鄂華，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鄂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以寫外國題材小說見長的一位作家。那個歷史階段“百花齊放”實施中的風雨盛衰整體評價另說，但鄂華所寫出的那些外國題材的小說，他自稱，許多人，包括我也認同，可算是“第一百零一朵花”。那樣的取材，那樣的寫法，真的很特別，在那個時代屬于在百花園的邊緣上靜靜地綻放。當然，在那個歷史時期，他的那些外國題材的篇什，多半是抨擊法西斯、呼吁世界和平的主題，但他筆下所描繪的外國，不是東方的朝鮮、越南之類，而多半是歐美，尤其是西歐。直到1979年以前，鄂華并沒有出過國，他對外國的描寫，主要依仗文字資料、圖片資料和有限的影視資料，從中生發出想像，然后透過筆端，開出他那“第一百零一朵花”來。

　　羅馬尼亞在東歐，當時還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跟蘇聯的關系緊張，跟中國十分友好。到達布加勒斯特，我們都很興奮。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把大西洋放在中間的世界地圖，中國竟被“擠”到了地圖的最東側，從視覺到心頭，很是震動。布加勒斯特沒有布拉格、布達佩斯那么富有古典美的震撼力，其城市建筑先被蘇聯模式嵌入，北京和上�，F在仍在的原來稱蘇聯展覽館、中蘇友好大廈的以尖劍高舉紅星，就是這類建筑最典范的營造高潮的方式；后來，羅馬尼亞和蘇聯鬧翻，跟美國交好，于是又有了美式摩天樓酒店，我們所下榻的多洛班濟酒店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畢竟羅馬尼亞是一個歐洲國家，西歐與東歐在歷史上就宗教文化包括建筑而言，是交融得相當充分的，布加勒斯特也就仍然有著非常多的歐洲古典風格的建筑，哥特、巴羅克、洛可可……等眾多的文藝復興前后的，以及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都可以見到，也有某些現代派建筑會閃入眼中，對于被長期鎖國禁錮、對西方缺乏感性認知的中國作家來說，實在是大飽眼福。一路上我和鄂華總合住一間酒店標準間，臨睡前交流見聞心得，我把見到地圖上中國“擠”到一側的新奇感道出，鄂華就說，“二戰”之前，布加勒斯特有“小巴黎”之稱，我們可以在這個東歐國家，窺探出東西歐相通的那些元素。

　　那次接待方用一輛面包車，在一位羅馬尼亞作家和一位司機陪同下，我們把整個羅馬尼亞轉了一圈，其中一站，是特爾古·日伊烏市，在那里，有雕塑家布倫庫什(1876—1957)的著名作品。那時候也是剛從“砸爛”噩運中得以“鋦合”的中國《世界文學》雜志，在1979年4月號封底上刊出了一幅布倫庫什的抽象風格銅雕《波嘉妮小姐》，因此我們都事先知道了布倫庫什在世界美術史上的巨擘地位�！恫�嘉妮小姐》只是個小品，而他在特爾古·日伊烏的作品，穿越全城，堪稱世界上最宏偉的雕塑巨作，歐美、日本都有研究者為之寫出厚厚的專著。首先是在全市中軸線公園里的“默悼之桌”，低于一般桌面的直徑兩米的大石桌周圍，是與之距離稍遠的十二只沙漏狀石凳。人們可以坐在那石凳上，低頭凝視桌面，默悼流逝的歲月和仙去的親人，然后，站起來沿著桌前的林陰道前行。道旁是與那些石凳對應的沙漏狀造型，桌邊的十二只石凳代表一年的十二個月，道兩旁各三個一組共四組的石凳則代表四季，但第四組前面，偏又多出一個半石凳及一段“留白”，仿佛文章中的省略號，意味著還會有更多四季來臨。再往前，則是相當高大的“吻之門”，這石材雕就的厚重大門上，有許多抽象的“吻”的符碼，以及取材于羅馬尼亞民間舞蹈霍拉舞的曲線裝飾，雕塑家希望人們觀賞并穿過這座大門時，能意會到吻即是愛，而愛是人類健康發展延續的內驅力。千萬不要以為這組雕塑到這里就結束了，不，我們乘車穿越全城后，在中軸線遠端，看到了這組雕塑最激動人心的高潮部分，那是以合金鑄就的“永無休止之柱”，全柱以沙漏狀的連續疊加與升騰達到三十米，頂端給你“并未終結”的感覺，意味著人性善美與人類大同的提升是沒有止境的。我們全被布倫庫什這組了不得的作品征服了。那晚回到酒店，鄂華讓我先洗澡，我洗完后見他伏案認真地寫著什么，還沒有問，他就轉過頭，笑瞇瞇地對我說，要及時記下觀摩布倫庫什這組巨雕的印象。

　　我們曾到羅馬尼亞最西邊的小城蒂米什·瓦拉，登上當地一所教堂高高的鐘樓，在那鐘樓寬闊的石欄上，用箭頭標識出一些西歐名城的方向及距離那個地方的公里數，其中指向西北有巴黎，我不禁和鄂華對了個眼神，他依舊笑瞇瞇，但我們心照不宣，都在想：什么時候也能去巴黎一游呢？

　　鄂華和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幸運兒。從羅馬尼亞回來不久，他就又出訪了澳大利亞。我則很快又去了日本、法國和西德。我們也曾邂逅。但是，我注意到，鄂華及時地調整了他的寫作路數。改革開放以后，打開門窗，西方文化蜂擁而入，看翻譯過來的外國人寫的外國小說還忙不過來，誰會再通過中國人寫外國故事去認知外國呢？他那“第一百零一朵花”，也就沒有再栽種下去。但他和我一樣，從小熱愛文學，他大學學的是化學，卻心甘情愿以文學為正業，后半生一直定居在長春，孜孜不倦地寫出一部又一部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他寫太平天國的石達開，寫打撈大洋深處寶藏，寫景德鎮瓷工……有的還拍成了電影，但是，在中國作協開始操辦各種評獎活動以后，無論長、中、短篇，他似乎都沒有獲獎，只有兒童文學作品獲過獎，他依然只是在邊緣發光。

　　三年前，從媒體上看到鄂華去世的消息。他的遺像，從網絡上能夠查到不少，從標準像，到社交場合的留影，從青年時期，到老年，他總是笑瞇瞇的。一位吉林的中年編輯告訴我，在吉林，鄂華沒有對頭，他對影響超過他的后起之秀只有扶植從不嫉妒，他對各類新的文學嘗試總抱著支持包容的態度，他的微笑，在吉林是有名的，“那是一位微笑著生活的好人”，鄂華一直在邊緣微笑著，淡泊獎項，謙和禮讓，寫作只因愛好，隨緣執筆，從容塑美。從舊像冊里找到他和我在羅馬尼亞的合影(如圖)，我身上的西裝掩不住土氣，而他那微笑，卻是十足西方紳士味兒的。

2014年8月22日綠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