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標題套用了女作家陳學昭的一部自傳體小說的書名《工作著是美麗的》 。小說上卷1949年在大連東北書店出版，續集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引發我寫作此文的是丁玲給陳學昭的一封信：
學昭同志：
春節過去了，你過得還好嗎？甚念。你懷念魏伯同志的文章， 《中國》編輯部覺得文學性少了一點，不愿發。我又把它轉到《光明日報》 ，他們也退回，只說時間已過……現寄回，望原諒。
浙江紹興有個吳似鴻女士，是蔣光慈的愛人。蔣光慈逝世后，她一直獨身，身世坎坷，現在也老了，生活很艱難，一月才五十元，來信給我。我很同情，給黃源去了一個信，望稍事照顧，并且寫信給吳似鴻，要她去杭州走走，要她去看看你。我以為你還是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至少在精神上有點慰藉，你不嫌我太唐突了嗎？她也不一定來，如果看你，望接待她一下，如能在文聯說一句半句話，也許有些效果。自然天下事都不能如我們的意思。
冬安！
寄上一本《中國》 ，不知杭州有賣的沒有？
丁玲
1985年2月4日
這封信給讀者的印象，是丁玲跟陳學昭之間的老友情深：她關懷陳學昭的生活、創作，而且希望她們一起去關懷比她們更需要幫助的蔣光慈遺孀。誰能想到，在寫此信的30年前，陳學昭曾經給過丁玲以巨大傷害呢？
那是1955年8月13日，陳學昭在中國作協批判丁玲的黨組擴大會上做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發言，揭露丁玲借毛澤東之口吹捧自己，說毛主席認為中國現代文壇的代表人物除了魯迅、郭沫若、茅盾之外就是丁玲，周揚是沒有份的。陳學昭明知丁玲與周揚之間長期心存芥蒂，卻說丁玲罵周揚卑鄙無恥，周揚喪子，丁玲高興。在接觸中，丁玲還向她宣揚“一本書主義” 。對于身處逆境的丁玲來說，陳學昭的發言無疑是火上澆油，雪上添霜。丁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秉性善良的陳學昭為什么會一反常態，做出這種夸大渲染、有悖事實的發言。
其實，這次發言之后內心感到撕裂般痛苦的并非丁玲一人，發言者陳學昭更是經歷了巨大的情感煎熬。1956年夏天，中國作協派另一位女作家丁寧去杭州找陳學昭核對揭發材料，且住在陳學昭家中。一天深夜，丁寧從睡夢中驚醒，只見陳學昭身著白色睡袍站在她的床前，充滿痛苦和悔恨地說：“我去年會上說的那些話都不作數，都不作數。 ”
那么陳學昭當年為什么要講這種“不作數”的話，既傷害對方，又折磨自己呢？不久前，我看到陳學昭80歲時的一篇手稿，題為《別時容易見時難》 ，才解開了這個謎團。
據陳學昭回憶， 1955年批斗“胡風反黨集團”時，她已被隔離，不能外出，不能會客。突然一天，有人召見。一位領導同志要她交代她跟胡風的關系。她說她跟胡風沒有往來。這位領導又叫她交代跟丁玲的關系。因為1953年秋天，陳學昭來北京探望女兒，并修改她的長篇小說《春茶》 。丁玲在東城多福巷有一處四合院，比較寬敞。陳學昭是丁玲領導的文學講習所的專業作家，跟雷加、碧野、逯斐同在一個創作組。丁玲便特意騰出一間書房，支上一張小床，讓陳學昭在她家潛心寫作。由于彼此都忙，連吃飯都是急匆匆的，所以很少交流。陳學昭只記得丁玲鼓勵她修改好作品。當時女作家白朗出版了描寫工人的長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 ，女作家草明出版了描寫工人的中篇小說《原動力》 。丁玲鼓勵陳學昭向她們學習，寫好工農兵。聽完陳學昭的以上陳述，那位領導很不高興。他警告陳學昭：“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談些什么？你不講，對你沒有什么好處。 ”這樣的單獨召見又進行了一次。在這種“逼供”下，于是發生了1955年8月13日的那一幕。
丁玲雖然對陳學昭的發言甚感詫異，但她了解那個畸形歲月對人性的扭曲。她本人為了保住黨籍不也做過違心的檢查，給自己無限上綱嗎？于是她選擇了對陳學昭的寬容，因為她明白，寬容是美德，而不是怯懦。她不愿意輕易割舍革命歲月中結成的珍貴情誼。這種情誼來自于今生的緣分，來世不會再有。陳學昭也感激丁玲對她的寬容，她在回憶文章中說，丁玲根本沒有計較被她揭發這件事情，甚至談到周揚時也是微笑著的。寬容者的微笑，是人世間最美麗的表情。
現在讓我們回顧丁玲與陳學昭長達半個世紀的情誼。丁玲雖然比陳學昭年長兩歲，但在文壇起步卻比陳學昭遲三年。丁玲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是在1927年冬，而早在1924年， 18歲的陳學昭就在《時報》新年增刊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婦女》 ，獲征文第二名。1925年， 19歲的陳學昭又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倦旅》 。1983年12月8日，丁玲在致陳學昭的信中說： “學昭同志，你開始寫文章的時候，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你那時大約只有十七八歲，而你的文章卻寫得那么清麗。你受西歐文學的影響較多，你懂法文，又在法國居住很久，你可以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有學問有修養的閨秀作家，過上優裕的生活，但你一開始就具有比較新的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在我們抗戰的艱苦年代，你勇敢地跑到延安來了，并且一直堅持到底。 ”丁玲在信中用詩一般的語言贊美陳學昭：“你年輕就如一枝早熟的春蘭，峭然挺立在石山上。閑花野草可以趁春風燦爛一時，而你卻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 ”
陳學昭“跑到延安”是在1938年8月。她以黃炎培主辦的《國訊》周刊特約記者的身份拜訪了很多中共領導人，在重慶和香港的報刊上發表了長篇通訊《延安訪問記》 。也就是這時，丁玲與陳學昭初見。她在延安大禮堂觀看了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的京劇《忠烈圖》和秦腔《烈婦殉國》 ，又特意到中共中央招待所(西北旅社)拜訪了丁玲。她們的真正交往開始于1949年3月。當時丁玲在沈陽魯迅藝術學院一棟小樓里寫訪歐散文，陳學昭也到這里休養，雙方交談甚歡。丁玲當年在日記中評價陳學昭：“覺得她還能懂得些人情，還可談，還不淺薄，而且是一個較天真的人。 ”這年7月，她們共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留下了一幀她們跟女作家草明、曾克的四人合照，記錄了在革命年代里的珍貴友誼。
上世紀50年代初，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出版不久，有人對這部小說求全責備，說書中描寫知識分子的愛情，工農兵不能理解。丁玲挺身而出為陳學昭辯解：“文學作品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主題和表現方法，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讀者群。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就應該得到支持和鼓勵。一本書可能工人、農民不喜歡，而知識分子讀了卻能引人入勝；一本書也許老革命家欣賞，而工人、農民一時不能領會。這有什么重要呢？我們不能要求每本書都寫得像《圣經》 ，也不能要求每本書都能雅俗共賞。 《工作著是美麗的》 ，一般知識分子都能欣賞，而且能從中得到教益。 ”丁玲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她的話是有影響力的。
丁玲在1955年之后的遭遇眾所周知。陳學昭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兩人從此闊別了24年，直到1979年才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
上匆匆一見。丁玲告訴陳學昭，這兩年周揚見了她，客氣了一點。1983年5月28日下午，丁玲夫婦利用去浙江義烏參加第一屆馮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之機，特意到杭州龍游路4號看望了陳學昭。這是她們的最后一次見面。據陳學昭回憶：“丁玲同志坐在一只小沙發里，斜對面的一只沙發，黃源同志坐著。我的房間極小，我要把自己坐的木椅子給陳明同志坐，他客氣，坐在小桌子邊的一只小方凳上。丁玲同志和我，兩個人都凝視著，她凝視著我，我凝視著她。我覺得她比以前胖了些，精神飽滿。 ”
兩位老友相互對視，似乎給人以“縱使相逢應不識”的感覺。不過， 1983年丁玲的境遇已經有了很大改變。雖然為她徹底平反的中組部通知直到1984年3月才下達，但丁玲早已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享受了副部級待遇。根據陳學昭的描述，她當時的境遇仍很潦倒，以致陳明來家只能坐在小方凳上。
就在這次會見時，丁玲談到她當年4月曾應法國政府邀請到巴黎訪問，碰到了著名作家薩特的夫人西蒙娜·德·波伏瓦。1955年波伏瓦訪華時，陳學昭曾陪同并任翻譯。波伏瓦特意托丁玲轉達她的問候。這對于潦倒中的陳學昭無疑是一種安慰。丁玲告別時堅決不讓77歲的陳學昭送她，一邊健步如飛地下樓，一邊說：“我會再來看你！ ”不料竟成永訣。
1986年3月4日， 82歲的丁玲與世長辭， 80歲的陳學昭在綿綿不斷的思念中寫了悼文《別時容易見時難》 。文章結尾寫道：“自從3月4日起，我天天想起她！我們從1957年開始就完全被隔絕了。丁玲同志！我們何時再見呢？ ！您在哪里？我只能夢想著您！我只能在夢中再見您！在我的心里，您永遠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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