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抒情性與希望的辯證法——評格非中篇小說《隱身衣》(叢治辰)

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評論

　　時間的抒情性與希望的辯證法——評格非中篇小說《隱身衣》

　　評論一部技術圓熟、臻于完滿的小說是難的，而試圖解讀、闡釋，開掘其中的隱喻意旨可能更是一種錯誤�！峨[身衣》正是這樣一部小說，這部以音樂為線索的作品像音樂本身一樣富于神秘的韻律，從而獲得了一種超越批評解剖的美感。

　　2012年，格非的中篇小說《隱身衣》在《收獲》第3期發表，并幾乎同時推出單行本，立刻獲得廣泛關注。兩年以來，對這部小說的評論與解讀已經 太多，人們不斷討論：所謂隱身衣究竟何指，而隱身人之于我們的歷史與時代又意味著什么。人們似乎已將可供解讀的統統解讀，再無討論之余地；而實際上，不過 是一再重復小說開篇已經發出的感喟：“這個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問題�！薄峨[身衣》從未致力隱藏自己對世界的態度，就隱喻層面而言，小說其實單純而明白。

　　很多論者都注意到小說中明確提及隱身的兩處文字：1.“我”們這些以制作音響膽機為生的手藝人是如此稀少而邊緣，“這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幾 乎意識不到我們這伙人的存在。這倒也挺好。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蔑視這個社會，躲在陰暗的角落里，過著一種自得其樂的隱身人生活�！�2.20世紀90年代 京城聞名遐邇的商人牟其善行為乖張，據說“無論他在哪個場合出現，你都不可能看見他，因為他穿了一件隱身衣”。而這位商人最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在古典 音樂發燒界，牟其善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父級人物”。在每年正月十五他舉辦的京城發燒友聚會當中，“我”曾兩度與之謀面，他并未隱身。顯然，牟其善的所謂 “隱身”，乃是從他商人的身份中隱去，退居古典音樂中來。兩處文字共同建構了某種二元對立，將古典音樂愛好者與庸碌的蕓蕓眾生區隔開來。當時代的聽力壞掉 之后，古典音樂成為某種高貴的證明。在物欲橫流與人情涼薄背后，那些隱身人沉默而對抗著。無論使用何種理論開拓奇詭的命題，這是小說的基本態度。

　　但是這樣一種意義結構的揭示，能夠解釋小說的復雜美感嗎？在態度與看法之外，小說真正打動人心的因素，它的感性濃度和精神力度其實仍未得到說明。

　　長久以來，老舍以對北京市民生活深刻而優雅的書寫著稱，其在語言藝術上的精粹更是令人贊嘆。這讓人們或多或少忽略了，老舍小說的魅力很多時候還 來自其關于時間的敏銳洞察。無論是《斷魂槍》中對絕藝失傳的感喟，還是《四世同堂》里對世事離亂的痛徹，甚至奉命而作的《茶館》都指向時間的不可追回。這 個處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之間的知識分子，當然知道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不可阻擋，但那無助于緩解他內心深處的茫然與失落。面對古典時代的背影，一種挽歌般的情 緒始終揮之不去，而這一情緒便構成其作品的主要抒情要素。

　　格非同樣是一位對時間極度敏感的作家，從最早的短篇小說《追憶烏攸先生》開始，他便開始了向時間深處孜孜不倦的探求，《褐色鳥群》更可以看做是 寫給時間的一首長詩。格非擅長制作謎題，而幾乎他小說中所有的謎題都出現在時間的岔路口，那些因夢幻或回憶而顯得模糊不清的地方�；貞浭歉穹莿撟饕潦急阈� 心念念的主題，其本質正是對不可知的時間的勉力探險。在回憶當中，一種類似于悼亡的情緒自然產生。只不過，老舍的挽歌往往指向一個時代，而格非的回憶更多 涉及個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格非早期那些看似理性的實驗性文本之中，青春時代的懷舊情愫同樣構成其主要的抒情要素。而在《隱身衣》中，這種懷舊情愫變 成更為宏大的感情。

　　《隱身衣》當中的崔師傅自始至終處在一種與當下時間格格不入的狀態當中，如果說他對前妻玉芬的反復懷念仍然是格非早期作品中個人傷悼的余緒；那 么對于20世紀90年代那段古典音樂黃金歲月的津津樂道，已然流露出老舍式的時代感傷。當他坐在椿樹街的老宅門口，從香煙的藍色煙霧中打量這個曾經被稱之 為“家”的地方，回憶紛至沓來，往事歷歷在目，那夕陽下荒蕪街道所帶來的陌生感，講述的豈是個人記憶的頹喪？計劃經濟時代國營理發店的消失，記錄的當然是 更為廣闊的時空變遷。在崔師傅的回憶當中，即便“文革”末期的童年往事都顯得溫情脈脈；而在流行歌曲橫行的當下時刻，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冷漠與庸俗。

　　因此，音樂不僅是文化趣味的標志，更是一種時間刻度�；蛘哒f，在《隱身衣》當中，音樂所代表的價值與其蘊含的時間感相輔相成，難以辨認。那些古 典時代的樂曲，更像是對久遠時間的招魂，制造了一種可以從庸俗生活暫時隱退到光輝歲月中去的幻象。而如今，這些偉大的抒情幾乎被淺薄的流行歌曲吞噬殆盡。 更為有趣的是小說對革命樣板戲的態度：在崔師傅眼中，京劇演員宋玉慶之英武挺拔遠非周杰倫之輩可以比擬，但惟獨這里，格非并未從音樂角度討論樣板戲之于流 行歌曲的優越，而是將價值判斷交付時間。崔師傅對于樣板戲的好感，來自他少年時代的崇拜以及與父親相關的記憶。

　　因此，與其說是某種音樂具有高貴的品格，不如說，是那種音樂所代表的時間醞釀出了某種高貴。高貴當然從來不是客觀的價值判斷，而是一系列建構的 結果，這種建構與時間有關，乃是歷史累積的情感結晶。崔師傅們之所以如此執著地隱身在古典音樂之中并以此自得，因為古典音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供追溯的時 間。那種在漫長時間中生長出來的醇厚抒情意味，使隱身與顯形、寧靜與喧囂、高貴與鄙俗的二元對立得以成立；也是這種抒情意味，在小說單純的隱喻指向背后， 真正打動了讀者，使小說蒙上了一層《玄秘曲》般的薄霧。

　　然而，在繁華世界中甘于邊緣，將自己封鎖在關于另一時間的幻象之中，該是何等絕望的事情？而《隱身衣》卻始終能以從容筆調應對世態炎涼，將不得 已的隱退命名為高貴。在當代戾氣甚重的小說創作當中，《隱身衣》對于絕望的獨特處理使之更顯難能可貴。也正是在此層面上，我看到格非對魯迅的某種變相繼 承。

　　歷經幾十年研究之后，魯迅的面目已變得更加復雜難辨。他以強大的個人精神與一切他所不認同的為敵，無異于將自己推向世界邊緣，人們更在《野草》 中不斷挖掘出他怒目金剛的硬漢形象背后那種繾綣灰暗的頹廢底色。對我而言，無論對其評價與解讀如何變化，魯迅最能夠激動人心的，正是他關于希望與絕望的辯 證法。當他說“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時候，我們當然能夠感受到他對這個世界深刻的不信任，那些他在小說中不時流露的感傷情緒顯然其來有自。但他 的強大便在于從未因絕望而放棄希望，從未因彷徨而停止吶喊，從未因世道艱辛而選擇同流合污。惟有身在絕望之中仍努力向希望的方向走，其希望才更加堅實，探 索也才更具價值。

　　盡管世界已然變化，但崔師傅所面臨的絕望并不亞于任何一個亂世。人性中永恒不變的險惡，在一個物質至上而信仰淪喪的社會當中只會更顯陰暗。不乏 論者對崔師傅以古典音樂隱身于世不以為然，視之為犬儒。然而在經歷親戚相殘、摯友反目之后，如此犬儒豈是易事？其中包含了多少悲憤的無奈？在一個善良與本 分遭到嘲弄，背叛與欺騙獲致成功的世界里，一個人不如此犬儒又能如何？難道要讓崔師傅像常保國那樣兇惡，像蔣頌平一般偽善嗎？還是像丁采臣一樣，以暴力墮 突掙扎，最終死于絕望？當人們不得不在犬儒與墮落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犬儒是高貴的。絕望不應招致譴責，因為絕望不過來自孱弱個體面對強大世界的茫然無 措。

　　小說當中盡管只有兩處提及隱身，但實際上對于主人公崔師傅來說，小說閃爍其詞的隱秘實在太多了。妻子隱藏的奸情、蔣頌平友誼的真相、姐姐與姐夫 的雙簧戲……這些隱秘一旦露出馬腳，一切溫情與希望便悉數崩塌。惟有那個已經毀去面容并拒絕告知身份的神秘女子能給崔師傅長久的安慰。崔師傅之有限性使他 終其一生都只能看到世界的一個角落，和我們每個人一樣。他在無邊的黑暗之中，彷徨無地，只覺得不能呼吸。對于魯迅的讀者們，這樣的世界難道不眼熟嗎？

　　在此前提下，格非提供古典音樂作為隱身之所，簡直可以視為一種慈悲。難道格非不知道發燒友圈子也并非一個絕對的烏托邦嗎？但小說寧可提供這樣一 種可能，為這個幽暗世界保留一絲亮色。魯迅以戰斗反抗絕望，但他心知肚明，重要的在于向希望的姿態；格非改用一種更加安靜的方式，重新強調這一姿態�！叭� 儒論”者指責格非放棄了一個小說家的精神高度，未免責之過苛。固然有一些作家負責指明方向，但也應該允許一些作家恪守小說的本分。當整個世界都往下的時 候，小說家哪怕只是在虛構當中塑造高貴，并把這高貴奉獻給世界作為最后的救贖，也是好的。這同樣符合小說的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