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那個冬日的夜晚,我想我跟地球上的許多人一樣,都在期待著子時到來的那一刻。千禧年鐘聲的敲響帶給人們的不僅是物理時間上的嶄新起點,更蘊含著人們對于“新世紀”的希望與期待。從那時起,人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消費“新世紀”這一概念,但我不知道這一概念的真正意義在哪里,我只知道好像挺時尚。那時我正在老家鞍山讀高一,沒白天沒黑夜地埋頭于茫茫題海,“新世紀”對我而言似乎沒有任何意義,我只是記住了那個冬夜里嗡嗡的鐘聲和廣場上人群的喧囂。從此以后,2000年之前的漫長時光被統統納入了“80后”這一代人的生命前史,不時被從記憶的深處翻騰出來,伴著種種文化符號一道被矯情而懷舊的情緒緬懷和紀念著。而懷舊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標新的價值,“跨越世紀”的標簽不僅被鮮明地標注在“80后”這一代人身上,同樣充斥于文學史的斷代以及文學批評的言說。
2004年,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本科二年級,剛開始涉足文學批評。這時我才知道,21世紀初的短短幾年間,“新世紀文學”的概念和表述便已覆蓋了理論批評的話語空間,無論你喜歡與否,尚未見到更為有效的概念取而代之。就像不知道“新世紀”意義在哪里一樣,我同樣不知道“新世紀文學”的意義在哪里。我知道有許多批評家與理論家對此有過爭論,但也沒爭論出個所以然來,大家圖省事般地都認同了這一概念。這就印證了魯迅的那句話,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之所以在我的批評里消費這一概念完全是因為我眼前有了一條現成的路,或者說,至少我覺得“新世紀”概念標示出了中國當代文學“變革前行”的軌跡并且與1990年代的文學歷史有效地區隔開來。
10年之后的2013年,冬日的某一天,我開始寫作《英雄話語的涅槃》的書稿。偶然向窗外一瞥,只見北京上空飄蕩著厚重的霧霾,眼前的許多景物都變得模糊不清。再回到電腦屏幕上來,剛剛寫下的副題“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創作論”也像遭遇了窗外的霧霾一樣,似乎有了些曖昧的味道。我突然覺得,“新世紀文學”的概念似乎有些可疑,似乎到了終結的時候了。何以如此?我自己問自己。之后我首先就想到的是這“新世紀”究竟要新到哪一年呢?如果說在2010年之前稱“新世紀”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2014年了,還能叫作“新世紀”嗎?你總不能一直這樣子“新”下去吧?我就想起我們對1920年以后至1930年以后的文學的稱呼,叫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學,或者上世紀40年代文學、五六十年代文學,如此,2010年代后的文學是否可以稱為21世紀一十年代文學?而此前的2000年至2010年的文學不妨稱之為21世紀初年的文學。我就又想到了“新時期文學”的概念,這也是個似是而非定義模糊的概念,但畢竟還有一些內涵的東西讓它具有一定的本質意義,從而與“文革”時期的文學區隔開來!靶率兰o文學”與1990年代的文學似乎就不具備這樣的本質意義的區隔,它只讓能我想起中國人對“新”的獨特喜好,一種魯迅也曾信仰過的進化論的觀念。從文學的內部與外部看,“新世紀文學”就是一種世俗化的文學,或言大眾化的文學,如果覺得用這兩個概念來表述這一階段的文學不方便,那就不如老老實實地用紀年的方式,即21世紀初年的文學,而此后的文學可以效仿上世紀的稱謂,即21世紀一十年代的文學、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靶聲r期文學”的概念在近年來的理論批評中就有淡出的跡象,很多人開始使用上世紀80年代文學,或90年代文學的表述。從長遠計,“新時期文學”及“新世紀文學”也終將退出歷史舞臺,而我以為,現在就是它們退出的時候了。
“新世紀文學”應該終結了?這個話題似乎多少有點游離于我的這部專著的題旨之外,但選擇一種什么樣的表述并非徒具形式的意義,形式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內容,也就是說,我用“21世紀初年的文學”進行表述的深層意味在于我對這一時段的文學的一種理性認知與觀念上的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