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于他而言,可能首先是一種技術,語言的技術,敘事的技術。如果我們將世界比喻成一盤手抓羊肉,弋舟大概是不會直接用手去抓的,他會戴手套,用筷子,甚至會使用吃西餐的刀叉之類去分解故事的骨肉。
經驗之外,虛構之中
——弋舟小說印象
弋舟的小說,幾年前開始閱讀,陸續讀了一些。坦白講,讀他的小說,我剛開始不太習慣。弋舟的小說里有一些異質因素,材質貌似生活中的人,又不像生活中的人;他的敘事,是生活化的,又總是與生活間離。那種間離感太強了,往往變成某種隱喻,令人猜度。這種寫作,包含著謎面、謎底,包含思想性的虛構,已經不是傳統“經驗寫作”所能規約的。一旦那些帶有生命關懷的材質被確定,積聚起來的情緒被寫作的匠心擋駕,他就絕不會跟著情緒走,他更用心的,是如何鑲絲合縫地構思,如何優裕從容地敘述。小說于他而言,可能首先是一種技術,語言的技術,敘事的技術。如果我們將世界比喻成一盤手抓羊肉,弋舟大概是不會直接用手去抓的,他會戴手套,用筷子,甚至會使用吃西餐的刀叉之類去分解故事的骨肉。
在最新出版的這本《所有的故事》中,我們發現弋舟是如何不懈地去創造他小說的新形式。書里面收錄的十幾個中短篇,幾乎一篇一個樣式。一個元故事,用《誰是拉飛馳》 《空調上的嬰兒》《賴印》三篇小說,多視角地轉圜去寫!端械墓适隆防镉心敲炊嗟臋C巧,就像是一個小小的敘事的迷宮。一般來說,凡是小說,沒有不講究敘事的。傳統小說的客觀性,就是作者充當了小說情節“路線圖的執事” ,完全順著小說自身的邏輯走。弋舟的小說,盡管不時繞來繞去,可在情理和邏輯方面,是很少露破綻的,甚至可以說十分嚴密。只不過,他的情理和邏輯,往往從生活的常態里展開,蒙著世俗之塵,寫著寫著,卻寫出了一些反常態的東西。小說《蒂森克虜伯》的結尾有這么一句話:“他既然可以從夏日的光柱中杜撰出一張陳楚生的臉,那么,他就能將那塊路標上的指示臆造成某個未卜的去處,譬如:蒂森克虜伯。 ”這話是從夜店“少爺”包小強的口中說出,現在也可以作為小說創作的一個注腳。弋舟的小說,往往就在“臆造某個未卜的去處” 。那個去處不僅僅是思想性的虛構,更是生活的真實。生活難道僅僅就是生活所呈現的那個樣子嗎?世界難道僅僅是世界所呈現的那個樣子嗎?不一定。生活中還有更深的真實,世界中還有更高的真實。既然詩歌的使命,就像塞菲利斯所說的那樣“詩歌就是把煤窯深處的那匹白馬牽出來” ,那么,小說家的任務,又何嘗不是將空調上那個并非現實中的嬰兒找出來,拯救下來。那個嬰兒原在,并不是憑空附加上去的。
王安憶在《小說課堂》一書中說:“當我們循著常理走去,一定要走到一個違反常理的地方去。常理是生活本來的面目,違反常理則是生活應該有的面目。這就是小說的思想,或者說小說的理想。 ”連王安憶這樣十分重視寫實主義的作家,都在文學教學中不惜引用大量事例說明這個道理,那些迷戀現代主義、骨子里先鋒的作家,對小說之于反常理,更有投身的熱情和嗜好吧,F代主義追求的藝術變異性,現代主義強調的精神主體性,都是為了讓生活變成非生活的樣子,因而達到某種更深的真實。只不過,有時候做得好,有時候做得不好。凡不好的,大都沒有循著常理去走,就去違反常理,結果生造出一些過于離奇的東西出來,叫人難以相信。在這方面,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某些小說流派創作,及其所經歷的曲折,已經為后來者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也提供了足夠的教訓。
就弋舟而言,他在一篇訪談里談到人的底色時,很明確地說:“這種底色被庸常的時光遮蔽,被‘人’各自的命運裁剪,在絕大多數的時刻,以卑微與倉皇的面目呈現于塵世。那么,是什么令我們這些造物的恩寵如此蒙塵?是原罪?是性惡?還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個詰問的過程,就是‘人’漂移、飛升、錯落、破碎、歸位的過程。我不過是在驗算這樣的過程,力圖去還原‘人’的底色,但答案永遠未果。 ”同時他又說:“小說家需要訓練的,并不是‘解題’的能力,而是‘解題’之時巨大的熱情和不懈的耐心。就是說,作為一個小說家,他要訓練自己對于一個虛無之事的根本性的迷戀,讓自己的目光不僅僅局限在人倫關系的庸常描述上,他將眼目投射于超驗性的哲理的地盤,明知道無解,卻永遠孜孜以求,他在無效與無望的勞作當中,成就自己的意義。 ”這段話,可以說披露了一個作家的創作觀。在這段話里,有三處引起我的興趣:他將“人”加了引號,使得這個最常用的漢字產生了一點陌生感,何為人,何為非人?他使用“驗算”這個詞,很數理的一個詞,包含求證、解析、數算、步驟感、邏輯推導等意思。其三,是“對于一個虛無之事的根本性的迷戀” 。從對“人”的一種實證性的“驗算” ,到達“虛無之事” ,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建立某種精神學的過程,是文學上一個巨大的悖論。文學需要這種悖論。唯此,文學的追問和創造才從此在出發,在更高的世界展開;文學的追問和創造,才是文學的。難度在于,文學,包括小說,是一個語言符號的藝術,它要在時間上、也只能在時間維度上通過敘述,去完成對于一個個實體的“人”的塑形、描述,將時間變成空間,再將事物虛靈化。這就要求一個作家既要寫實,也要寫虛,既要有生活敘事的能力,也要有精神敘事的能力。一種情況,如美國詩人威廉斯所言,“除了在事物之中別無觀念” ,強調的一種徹底的務實,讓事物通過事物自身說話。像弋舟這樣的作家,我們擔心的倒不是他的寫虛能力,而是他的寫實能力,或者說,他的寫實能力是否足以支持他對虛無之事的“根本性迷戀” 。答案是比較肯定的。我們看弋舟的這本《所有的故事》 ,還有此前出版的一本《我們的底牌》 ,不難發現他的小說還是很接地氣的,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在一個庸;澜缋,掙扎和奔逸,從被侮辱者到游手好閑的人,從老實人到犯罪分子,那么多題材,作者都好像十分熟稔,對人物的言行、心理,往往把握得相當精準和到位。而且,唯其受過現代主義的閱讀和寫作訓練,他在小說中更能控制一種敘事的節奏,語言的疏離感,乃至于情感上的分寸。小說《所有的故事》里寫到一個純潔、熱情、內心充滿風暴卻在女朋友懷里永遠不會哭的人。那是個病理性的人,右眼斜視,兩只眼睛的淚腺天然閉合。這個形象讓我不由得聯想到,大凡有現代主義寫作傾向的作家,很像這么一個角色,他們大都擅長于某種“零度寫作” ,本來熟悉的生活,讓他們越寫越陌生,文字外冷內熱,很耐讀,卻沒有眼淚。
弋舟的小說,大概也屬于外冷內熱型的。我讀他寫的故事,往往被他的敘事藝術吸引著走,有時竟忘記了感動。那篇《天上的眼睛》 ,讀第一遍時,更多是在感嘆作者的敘事功底之好,最近讀第二遍,讀到主人公輟學的女兒青青在離開蘭城去南方打工前夕,帶著她的小男朋友來到布料市場,要替她受屈辱的老爸爭一口氣,要去放倒另一個男人,不知怎么的,讀到那兒,我忍不住熱淚盈眶,F在,為了這份感動,我要向弋舟和他的小說,道一聲: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