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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折不從 亦慈亦讓——記沈從文最后的歲月(張新穎)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8月29日11:25 來源:光明日報 張新穎

     

    五一節五點半外白渡橋所見—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橋上走著紅旗隊伍。船還在睡著,和小嬰孩睡在搖籃中,聽著母親唱搖籃曲一樣,聲音越高越安靜,因為知道媽媽在身邊。(沈從文繪)  五一節五點半外白渡橋所見—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橋上走著紅旗隊伍。船還在睡著,和小嬰孩睡在搖籃中,聽著母親唱搖籃曲一樣,聲音越高越安靜,因為知道媽媽在身邊。(沈從文繪)
    一九五九年,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陳列室做解說員。一九五九年,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陳列室做解說員。

      電影想象

      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風執導的電影《邊城》攝制完成。影片開始的鏡頭,是沈從文在書桌前,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從文家里拍攝的。后來凌子風獲第五屆金雞獎最佳導演獎,影片在第九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獲評委會榮譽獎。

      很難說沈從文會完全滿意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沒有看過,張兆和說:“劇本結尾他不同意,說不是他的!钡珡男≌f改編成電影,這件事總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會得到不少安慰。對自己的作品改成電影,他有自己的想象。

      有一種說法,著名導演;≡谝痪潘钠吣昃蛯ⅰ哆叧恰犯木幊闪穗娪皠”,詳情不得而知;至于“開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勵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據《邊城》改編的電影劇本《翠翠》,編者姓名不詳,這個劇本和;、師陀的本子是否有關也不得而知。這一年香港長城電影公司拍攝了嚴峻執導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頗受歡迎。

      沈從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談到過這部香港早期電影,不以為然。他說:“若依舊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攝制的辦法,盡管女主角是當時第一等名角,處理方法不對頭,所以由我從照片看來,只覺得十分好笑。從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錯誤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錯了!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電影制片廠徐昌霖通過徐盈轉致沈從文信,希望拍攝《邊城》,因此而觸發了沈從文對電影的考慮。在此后的多次溝通中,雙方很難達成一致。沈從文想象中的電影,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不應該是什么樣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說得集中而具體:

      朋友汪曾祺曾說過,求《邊城》電影上得到成功,純粹用現實主義方法恐不易見功,或許應照伊文思拍《霧》的手法,鏡頭必須采用一種新格調,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把一條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為女主角半現實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現。因為本人年齡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緒中,對當前和未來的憧憬中進展的。而且作品的時間性極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凱稱帝前,大小軍閥還未形成,地方比較安定的總環境下進行的。所以不會有什么(絕不宜加入什么)軍民矛盾打鬧噱頭發生。即涉及所謂土娼和商人關系,也是比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長年在驛路上奔走,只是手邊多有幾個活用錢,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決不會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碼頭的船總,在當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職務一切居于調解地位,絕不是什么把頭或特權階級,這一點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題歌,我怕寫不出,也不好寫,甚至于不必寫。依我主觀設想,全部故事進展中,人實生活在極其靜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現情感的動,似乎得用四種樂律加以反映:一為各種山鳥歌呼聲;二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時,弄船人搖櫓,時而悠揚時而迫緊的號子聲;三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組組纖夫拉船屈身前奔,氣喘吁吁的短促號子聲;四為上急流時,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頭頂著六尺長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號子聲。內中不斷有時隱時顯,時輕時重的沅水流域麻陽佬放下水船搖櫓號子快樂急促聲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別辛苦,船夫之一在艙板上打“滴篙”,充滿辛苦的緩慢沉重號子聲相間運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體歌詞還好聽得多。此外則在平潭靜寂的環境下,兩山夾岸,三種不同勞動號子,相互交疊形成的音樂效果,如運用得法,將比任何高級音樂還更動人。(《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6卷149—150頁)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雜志發表了上影廠改編的劇本《翠翠》,沈從文十分不滿,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說:“若電影劇本必須加些原作根本沒有的矛盾才能通過,我私意認為不如放棄好……一加上原書并沒有的什么‘階級矛盾’和‘斗爭’,肯定是不會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習慣說的極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現于電影上,也認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廠兩次寄來改編費,被沈從文兩次退回,斷然拒絕拍攝。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廠文學部陳某,來一信,態度十分惡劣,且帶訛詐性質;蛟S即《邊城》改編人之一,并以‘業在文化部備案’為辭,似乎如此一來,我即可以不過問。正因此,我必須過問!彼荒軌蛉萑套约旱淖髌繁缓鷣y庸俗化,“這樣作為電影,若送到我家鄉電影院放映,說不定當場就會為同鄉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毀”。

      一九八三年,北影廠改編《邊城》。二月,沈從文讀了姚云和李雋培的劇本,寫了很多具體修改意見。其后,又和導演凌子風及姚云一起討論劇本。八月,電影開拍。

      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后來說,看過《邊城》的樣片,印象不錯,他告訴沈從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覺電影總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蕭蕭》《貴生》《丈夫》改編成一部電影,沈從文認為,還是改編成不相關聯的電影短片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過短片,得到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別強調,“不宜受現在理論影響”,“且配音必須充滿地方性,力避文工團腔調,可能要第一流導演且隨時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們見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醫院住院的鐘惦斐轉告沈從文,作家張弦打算把《蕭蕭》改編成電影劇本。三月份,張弦即送來劇本初稿,后又來寓所聽取沈從文的意見。一九八五年初,作家張弦把《蕭蕭》改編成電影劇本。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蕭蕭》故事為主體、用了《巧秀與冬生》部分情節的《湘女蕭蕭》由北京青年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一九八八年,這部影片在法國蒙彼利埃中國電影節獲金熊貓獎,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獲唐·吉訶德獎。

      沈從文想象中的電影,或許只能在沈從文的想象中存在。

      先生的淚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報人蕭離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映沈從文生活及工作條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有關部門向社科院黨組電話傳達胡耀邦指示:迅即詳情匯報沈從文情況。田紀云將蕭離來信的原件批轉社科院黨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見。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組織部行文,決定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工資、住房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門東大街22號樓給沈從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從文終于有了寬敞、安靜的大房間,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可是他已經沒有能力如以前無數次想象過的那樣,“把資料攤開”來研究和寫作了。他的思維還異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經離不開張兆和的照料;要寫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張兆和筆錄。

      香港商務印書館為紀念沈從文從事文學寫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編物質文化史論文集《龍鳳藝術》;氖従庍x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收有朱光潛、張充和、傅漢思、黃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從邊城走向世界——對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似乎方方面面,明顯在朝著好的方向進展,給這個老病的生命帶來安慰;只是,這個生命本身,卻有自己的走向,他的身體是越來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漸顯出變化,一個表現是,他越來越容易流淚了。沈從文本來就是感情纖細敏銳的人,流淚是感情表達的一種自然方式;同時他也是個隱忍的人,他會用其他的方式來壓抑、分散或者表達感情。但是隨著年歲增大,流淚漸漸變得多了起來——從另一方面看,流淚所表達的東西也多了起來。

      “文革”中期,孫女沈紅在學校因成績好守紀律而受厭學頑童欺負,沈從文聞之落淚;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歲不幸去世,“得消息時,不禁老淚縱橫”。穆旦在西南聯大讀書和短期任教,與沈從文多有交往,沈從文曾在文章中稱許這位杰出的青年詩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發表了穆旦十七首詩。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給沈從文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讓沈從文大為感念。

      而自從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從文行動不能自如,說話也越來越少,越來越簡單,流淚就成了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為自己傷感,對他人同情,被藝術感動,還有更為復雜交織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來突然的反應,在他自己卻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漸變化的過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鄉聽儺堂戲而流淚,生病后在家里,偶然聽到“儺堂”兩個字,本來很平靜的他,順著眼角無聲地落淚!耙淮文赣H見他獨坐在藤椅上垂淚,忙問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機——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纏綿——奏完,他才說:‘怎么會……拉得那么好……’淚水又涌出,他講不下去了!(《雜憶沈從文對作品的談論》,沈虎雛/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發腦溢血去世,沈從文大哭一場。老友的死更讓他痛感生命緊迫,他急電正在廣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予予速返北京,每天對他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補具體事項。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個雜志社幾個人來采訪,問起“文革”的事,沈從文說,“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干凈了!眮碓L者中有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的是,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張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一九八七年,黃永玉得到一大張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齡一個部屬所立,落款處刻著:“譚陽鄧其鑒撰文,渭陽沈從文書丹,渭陽沈岳煥篆額!蔽缄柤带P凰,沈岳煥是沈從文的原名。立碑時間是一九二一年。這塊碑現藏芷江縣文物館。黃苗子看了沈從文的字體,說:“這真不可思議;要說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作書法!”

      我帶給表叔看,他注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

      我妻子說:“表叔,不要哭。你十九歲就寫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氣!永玉六十多歲也寫不出……”(《這一些憂郁的瑣碎》,黃永玉/文)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兩位瑞典客人,作家漢森(Stig Hansén)和漢學家倪爾思(Nils Olof Ericsson)對沈從文進行了連續四天的訪談。漢森帶給他一份復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雜志上的《蕭蕭》,這是最早譯成瑞典文的沈從文作品;還給他看最新的瑞典雜志,上面有馬悅然翻譯、斯德哥爾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邊城》廣告。他們的談話圍繞沈從文的生平和文學展開,其間,漢森說:“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貴生》,這是寫的……”沈從文接話道:“對被壓迫的人的同情!本驮谶@時,他的眼淚落了下來。

      大師謝幕

      沈從文去世了,國內的新聞卻奇異地沒有聲音。瑞典的馬悅然接到臺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臺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馬悅然的文章,他說:“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瘪R悅然的哀傷里,帶著郁憤的不平。

      可是,沈從文真的不需要別人為他不平,更不需要“規格”,不需要權力來給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聞的熱鬧。十八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了一個告別儀式,只通知了少數至親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來的。沒有花圈、挽幛、黑紗,沒有悼詞,不放哀樂,放沈從文生前喜歡的古典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沈從文面色如生,安詳地躺著,周圍是幾十個花籃。每個告別的人拿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后放在遺體邊。

      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汪曾祺/文)

      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到從文表叔會死。清苦的飲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難,腦子、心臟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蹣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禱上蒼——“讓他活得長些罷!”

      他畢竟“撐”過來了。足足八十六歲。(《這一些憂郁的瑣碎》,黃永玉/文)

      一九九二年五月,張兆和率領全家,送沈從文回歸鳳凰。墓地簡樸、寧靜,墓碑是一塊大石頭,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從文的手跡,分行鐫刻《抽象的抒情》題記的話: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

      背面是張充和撰書:

      不折不從 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摘自《沈從文的后半生》,張新穎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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