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宇龍的文學創作將水的溫潤綿軟的特質和山的粗礪獷放的品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作品的獨特個性:既有東海濤聲里的涔涔水意,又有黃土地的沉雄大氣。
馬宇龍的創作,始于詩歌。青春和陽光,還有朦朦朧朧的愛情,是他寫詩的主要動因和最初題材。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還不到20歲的他就寫出了自己的詩歌處女作。2011年,他的詩集《大風過耳》出版。耐人尋味的是,“風”作為他詩歌里的一個獨特意象,貫穿始終。一個“風”字,非常準確地囊括了他創作與生活的情狀:馬宇龍生活在西部,他的出生地、居住地是“背靠山一個叫做塬的地方”,四季風終年呼嘯而過,于是,“風也便成了我文字中永恒的意象”。春風的溫潤,夏風的酣暢,秋風的無情,冬風的凜冽,在他的生命體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凝結為一首首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詩作!帮L”這個獨特意象,無疑是詩人在風中感受時代氣息和哲學思考的一種載體。所以說,“風”,是詩人生命律動的見證,是他心路歷程的“心電圖”。
橫亙于隴東地區的關山,在古代,就是文人筆下一個非常獨特且長盛不衰的詩歌意象。從最早的《木蘭辭》中的“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一直到近現代。從地理意義上講,關山西麓發源的是渭水,東麓發源的是涇水,而涇河、渭河流域正是華夏文明的源頭。因此,從文化意義上講,隴東地區是關山以西的游牧文化和關山以東的農耕文化的一個交匯處。同時,這里也是中國古代中央王朝與西北少數民族勢力的一個接合部,各朝各代,歷史長河中的許多時候,這里長期處于征戰和廝殺之中。但是,由于這里是一個文化過渡層,很長一個時期,渭北高原漢唐文化的宏大敘事一度淹沒了這一區域,隴右的大河文化和西域的大漠文化也忽略了這一地區,加之本地早期的文人缺少一種地域文化的反省和自覺,所以形成了隴東地區文化敘事的一個“盲區”。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馬宇龍以一個隴東兒子的擔當,自覺地承擔起了狀寫隴東厚重歷史的重任。于是,長篇小說成為他化蛹為蝶的一個突破口。
與詩歌創作不同的是,馬宇龍的長篇小說,其主旨就是關注隴東黃土地的厚重歷史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的兒女們的命運遭際和愛恨情仇。他對黃土地的領悟,對黃土地上那些祖祖輩輩生于斯長于斯的高原兒女,有一種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與他安頓先祖靈魂的“東土”原籍不同,與他父母操著的濃重的齊魯口音不同,他以一個“外來人”的眼光,對他安身立命的這塊土地,對他每日目睹的那些被黃土地浸染得連皮膚連命運都糙礪不堪的黃土地人物,傾注了太多關注的目光。十分有趣的是,在他的詩歌中曾頻繁出現的“風”這個意象,在他的長篇小說創作中也頻頻出現,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秋風掠過山崗》格調蒼涼,通過一個社會底層的小手工業者曲折漫長的一生的描寫,回望中國近百年滄桑歷史,把現實與歷史采用鏡頭切換的手法,交融呼應,黃土地上淳樸的民風,前朝遺存的古風,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由于時代大潮的席卷而帶來的顛沛流離和生生死死的愛恨情仇,都在書中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小說不僅陳述了一段作者所積累和熟化的生活,也充分展示了他對文學的理解。2010年后,是他的創作爆發期,堪稱扎根在現實土壤中的長篇小說《山河碎》,以亙古蒼涼的隴東黃土高原作背景,以林家和舒家幾代人長達數十年的生死變遷、恩愛情仇為經絡,全景式地展示了上個世紀20年代到上世紀末,黃土高原70多年風云際會的宏闊生活場景。讀來讓人蕩氣回腸,過目不忘。作品根植于隴東大地,卻不囿于黃土高原的單調,或者是筆勢凌厲的凝重勾勒,或者是清新簡約的白描速寫,經過多年的情緒醞釀和筆墨歷練,作品筆觸老辣,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匠心獨運,具有力透紙背的浮世繪的不凡功力。與他的筆力一起趨于成熟的,是他非凡的講故事的能力。行文處處設伏,章章懸念,情節引人入勝,扣人心弦。而語言簡潔明快,極富張力和彈性,應該是小說的另一大特色。行文篤定,駕馭自如,在語言表現上,既有馬宇龍式的率真、沉雄和清新,也有當下比較時尚的武俠小說、驚悚小說、推理小說的元素,能夠達到非!白ト恕钡男Ч,捧書在手,非一口氣讀完不可。
馬宇龍的寫作是安靜的心靈書寫,他從不事張揚,不圖功利,也不媚俗,始終隔在時代喧囂之外。黃土地依然蒼茫厚重,生活依然豐富多彩,“風”還在吹,紅塵還在咆哮,在不事張揚、也不媚俗的時代的喧囂之外,馬宇龍蕩起詩歌與長篇小說的“雙槳”,駕起現實之舟,溯回歷史之河,在自己的天地里辛勤地耕耘著。
馬宇龍,1971年生,祖籍山東濟寧,現居甘肅平涼。甘肅省作協會員、平涼市作協主席。1990年發表作品,著有詩集《瘦弦流響》《大風過耳》,長篇小說《天傾殘塬》《秋風掠過山崗》《山河碎》等。








